谈司马光、朱熹对志界影响

2020-01-10

韩章训

   宋代修志空前繁荣,体例趋于定型,方志理论研究蔚然成风。这与宋代史学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宋代许多史家,都很注意当代史的纂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数量之多,卷帙之大,都是空前的。在他们当中,有的采用编年体,有的编写纪传体,完全冲破了隋文帝以来个人不得私修国史和品评人物的禁令,使得史学领域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北宋司马光为理学开山者,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二者皆为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代表作《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和朱熹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皆为宋代著名史著,皆对后世方志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对这些问题下文就分别予以简述。

一、 司马光对志界影响

  司马氏(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下县涑水乡人,宝元进士,世称涑水先生。他出生于光州光县(今河南潢川县),因以取名“光”。司马氏初除奉礼郎,历任同知礼院、同知谏院,累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系北宋著名理学家和史学家。《通鉴》《稽古录》《涑水记闻》是其主要史学著作。司马氏对志界影响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一)以史“资治”说对志论影响。

  司马氏编修《通鉴》宗旨或指导思想就是资治。有一当代学者也这样说:司马氏编修《通鉴》的“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他曾自谓曰:“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由此可见,司马氏编修《通鉴》的基本宗旨就在于为“人主”施政提供历史借鉴。

   司马氏这个以“资治”为宗旨的修史观,对后世修志界影响巨大而深远。自南宋始,许多学者都仿效司马氏编修《通鉴》,把资治作为修志宗旨。如郑兴裔曰:“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后李文子更是明确把《蜀鉴》编修宗旨定为“龟鉴”。他说:“既为《蜀鉴》一编,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败兴衰治乱之迹,以为龟鉴。”元人承宋人余绪,也多把资治视为修志宗旨。如洪焱祖论《新安后续志》编修宗旨曰:此志“于贡赋之重轻,户口之息耗,以至州土吏治、风俗、人才,间亦丁宁寓微旨,庶几罗公之心焉。虽然图志之传,将以垂鉴,戒示久远。”明代修志界继承和发展司马氏思想,更加强化了修志的资治意识。有的认为,修志基本宗旨就在于资治。如唐敏说:“若曰邑之有志,专以纪事物之盛,而无资于治,则是夸张百里之美而已,又乌足与论修志之深意哉。”黄仲昭也有类似见解。他说:“昔司马文正公集古今治乱成败之迹,名曰《资治通鉴》,然则斯志也,其亦郡邑资治之鉴,与贤守令一开卷之顷,见夫户口之增损、土田之莱辟、赋税之登耗、水利之通塞,宁不思所以为民兴利除害者乎?见夫庠序之废举、学术之邪正、风俗之媺恶、人物之臧否,宁不思所以为民移风易俗者乎?倘因前人治忽之迹,而为今日是非之鉴。益之损之与民宜之则,所以资于治者。”至清代,随着理学的不断衰微,人们已经不是孤立地把资治视为修志宗旨,而是从综合角度,把存史、资治、教化、致用的有机统一视为修志宗旨。如崔应阶说:“郡邑之有志乘,犹王国之有史书,所以褒德录贤、发潜攄幽、奖风俗、兴教化,备輶轩之采录也。”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彼时人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修志的资治意识。直至民国,还有人继承和发展司马氏的“资治”思想,把地方志视为地方各级首官的施政教科书。如顾颉刚、朱士嘉说:“假使人家说《资治通鉴》是皇帝的教科书,那么地方志也可以说是知府、知县的教科书。它可以教知府、知县怎样去‘识地理,稽户口,定赋役,别风土,观人物’,它可以‘化民成俗,考镜得失’。”一言以蔽之,司马氏作史“资治”说对修志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二)资料长编对志法影响。

  司马氏在编修《通鉴》中创造了先作资料长编的作史新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把作史工作分成两步。第一步是先做好资料长编。第二步是在做好资料长编的基础上,再撰写成书。司马氏曾对资料长编工作提出这样要求:“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此方法对后世修志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清嘉庆间,钱泰吉在编修《海昌备志》中,就沿用司马氏创造的两步成书法。他说:“抄撮宜详备也。温公修《通鉴》,先成长编。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蓄积成数尺,裁为一卷也。一州之志固无取繁文,然诗文撰著及金石文字有关故实者,宜备录全文,以类编次。”又如道光间陈澧,他编修《肇庆府志》也是采用两步成书法。他说:“述旧者,抄录通志、旧府志、各县志,无稍遗漏,乃合纂成一编。名曰底本,此述旧也。增新者,抄录案牍,抄录群书,抄录采访册,无稍删改,乃分类增入底本内。于是名之曰“长编”——仿司马温公修《通鉴》,先为长编也,然后加以删正。”至民国,也有人主张修志当仿司马氏编《通鉴》之法,先作长编。如傅振伦说:“昔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三百五十四卷(内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世称绝作矣。”今修《北平新志》“亦应仿而行之。凡摘录旧籍、采访报告及专门调查所得,均应分类排比,咸以年代为次,辑为《北平新志长编》。”直至当代,还有人认为司马氏所创资料长编法对编修新志仍有借鉴价值。如有人说:“编纂史书,先将有关资料加以编排、汇集、修辑,作为进一步加工精制、删定成书的基础,谓之长编。司马氏修《资治通鉴》,即按此工作程序,受到历代史志编纂的重视,相继取法。……‘长编’仍可为新方志借鉴。”

  (三)志为博物书说对志论影响。

  司马氏继承和发展传统地理学思想,率先把地方志书视为博物书。他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述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这里所言“博物之书”意同当代广义地理书,包含天文气象、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等内容。由此可见,在司马氏看来,地方志书就是“无不备载”的“博物之书”。司马氏此说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创立了志为广义地理书说,对后世方志文本观念更新和发展有一定影响。有一当代学者亦有类似看法。如邸富生说:“司马氏从北宋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长安志》为出发点,上溯到唐韦述所撰《两京记》,然后将志书源头直查到《周官》的职方、土训、诵训,认为分志即源于此。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二是对扩大后世修志者视野和丰富志书内容有指津意义。

二、 朱熹对志界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晚年自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熙十八年进士,南宋理学家、史学家。初授同安主簿,历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他博学卓识,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自然科学、哲学皆颇精通,著作甚丰,有《纲目》《朱文公集》《朱子语类》《晦庵集》《四书集注》等几十种。朱熹对志界影响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一)作史“正统”观对志论影响。

  传统儒家的所谓“正统”是指一脉相承和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是与那些所谓“僭窃”王朝相对应的。“正统”观念既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是朱熹治史的一个基本主张。在朱熹看来,“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监狱讼皆归,便是正统。”朱熹在编修《纲目》时,曾提出“正统”观念。朱熹一方面认为,司马光编修《通鉴》并没有严格按照传统“正统”观念办事,故他说:“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这里所言“温公《通鉴》”即指司马光《通鉴》。他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在编修《纲目》中是一直坚持“正统”观念的。有人问:“《纲目》主意。”朱熹对曰:“主在正统。”又问:“何以主在正统?”对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朱熹编修《纲目》的这种做法对后世修志界也有一定影响。如明嘉靖《宣府镇志凡例》曰:“凡大一统,其年号大书无俟论已。若我土属窃据之朝,则犹大书正统年号于上,见其君为天下君也,理当君我,而势不得君之也。我所属之国,则细书年号于下,见其君为我土君也,势固君我,而理不得君之也。他如南北朝相敌,朱子《纲目》固已并书,然《纲目》天下史,故宜公天下为心。今志则边镇史也,要惟示以中国为重尔。大书南号,而北号细书其下。虽统之正闰不计焉,则又见我土中国土也。中国主当君我,而夷狄主不得君之也。”这里所言“正统”就是朱熹“正统”观念的衍生物。朱熹所倡导的“正统”观念,曾被后世不少史志编修者所信奉。如嘉靖间《汀州府志》作者曰:“五代得国虽非正统,然比之伪闽、南唐偏据一隅,相去实远。故志中所记事属伪闽、南唐者,仍称五代年号,而伪闽、南唐之年分注其下。”《汀州府志》作者这种不科学做法也是受朱熹正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再如清康熙《清苑县志》主修时来敏也反对司马光做法而赞同朱熹做法。他说:“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著述萃为一书,亦云伟矣。然以正统予魏不予蜀,有遗憾。”其实朱熹所倡导“正统”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故至民国全被修志界所摒弃。如《牟平县志》作者说:“朱子《纲目》注重正统。本县在宋、金、元三方角逐之际,迭属金、元。若按正统记事,则奉宋为主,名实全不相符,故本编通纪不得不变《纲目》体例。”

  (二)所创纲目体对志体影响。

  史书纲目体是朱熹在编纂《纲目》时所创立。此体每叙一事,必先标列提要,以大字书写,顶格编排,谓之“纲”。后叙述具体内容则用小字分注、低格编排,谓之“目”。自朱熹创造了纲目体后,许多修志者都纷纷效之。在明代,如嘉靖《光山县志》卷首《法例》曰:“纂述揭题于前,分注于后,僭法《通鉴纲目》。”“事各有断,庸显劝惩。其大至切者,谨附各条之下,僭法《纲目》发凡。”这里所言“《通鉴纲目》”和“《纲目》”皆指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隆庆《丰润县志》卷首《凡例》亦曰:“今大书以叙事,分注以载言,法《纲目》体也。”在清代,则有更多志书沿袭朱熹所创造的纲目体。如《宁陵县志》作者曰:本志“书法窃取《春秋》《纲目》之微意。”王植亦述《郯县志》体例曰:“大书分列,微仿紫阳《纲目》之遗。”自朱熹《纲目》面世后,有的修志者就把朱熹所创纲目体移用到修志领域。如南宋嘉定《赤城志》、元丰《九域志》等。后在元明清诸代,纲目体志书则迅速发展。时至民国,像朱熹《纲目》那种以大书为纲、以小书为目的做法已经基本被摒弃,但在志书局部撰写上,仍然有人沿用朱熹所创纲目体。如吴宗慈论编年纪做法曰:“今取自汉以后,凡当以年次者,统合为编年纪,附于皇朝编年纪后,备一方之记载。纪以编年为名,例仿《纲目》大书分注,俾览者先知古今,了如指掌。”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时至民国,一方面朱熹所创造的那种以大书为纲、以小书为目的旧纲目体已基本被修志界所抛弃;另一方面,那种有纲有目和以纲统目的新纲目则大为流行。

  (三)读志用志活动对方志界影响。

   据旧籍记载,朱熹知南康军时,“到任之初”即“考按图经”。淳熙六年,他在《晓谕兄弟争财产事》一文中说:“当职昨来,到任之初,询访民俗,考按图经。”次年,又于《书石经及国子监九经(四)》一文中说:“蒙圣恩,假守兹土,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境内民间利病。”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多次查考图经,基本意图有两种,或作为施政参考,或作旅行指导。用于施政参考者,如他在《晦庵集》中就曾详细记载了自己根据图经及陈舜俞《庐山记》记载,而决定修缮白鹿洞书院的完整过程。其文曰:“蒙圣恩,假守土。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境内民间利病,乃知书院正在本军星子县界,而陈舜俞《庐山记》又载,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尝敕有司重加修缮。间因行视陂塘,始得经由其地。见其山川环合,草木秀润,真闲燕之区,而荒凉废坏,无复栋宇。因窃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万世之意。……此儒馆莽为荆榛,虽本军已有军学,足以养士,然此洞之兴,远自前代。累圣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说空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义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而已。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于是始议,即其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教养生徒一二十人。节缩经营,今已了毕。”用于旅行指导者,如他在《晦庵集》卷七所载《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勃、刘凝之事戏作》一诗中就这样写道:“长官定笑归来晚,中允应嫌去却回。惟有山人莫相笑,也曾还俗做官来。”民国黎锦熙在论及志书具有“旅行指导”功能问题时也以韩愈、朱熹借阅地方志书为例子。他说:“旅行指导,在昔,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熹下车便问《南康军志》。”

  由于朱氏重视读志用志,且注意把读志用志与施政结合起来,故后人多把朱熹誉为“知务”之典范。如明朱晅称誉朱熹曰:“昔子朱子守南康,始至问及志书,识者谓其知所当务。”清毛际可亦称誉朱熹曰:“昔萧何入秦,首取图书,因以周知天下户口、阨塞之数,而朱熹宦辙所至,必先考其志乘,识者以为知务。”许多地方官也以朱熹为榜样,到任伊始就首询邑志。如“颍川张侯治奉命来尹是邑,下车之初,首询邑志而欲观之。”在民国,安徽省长吕调元曰:“朱子守南康,甫下车即询郡志。盖民生蕃耗、土地荒辟、风俗淳漓、物产饶乏、贡赋增损、吏治得失、人文振靡,与夫纲常名教之兴颓,罔不备具于志。”这里所言“朱子”即指朱熹。云南省长龙云亦称赞曰:“朱子知南康军,下车即以郡志为问。贤者之用心,其与众不同也。”上述这些都是朱熹读志用志活动影响后人的具体例子。

   由上所述可知,司马光、朱熹作为宋代的两位史学大师,已经在史书编纂上赢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突出成就,而且也对后世方志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承认和研究这种影响,无论是对于进一步发展方志编纂事业,还是对于进一步优化方志编纂理论,都是很有益处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故笔者试撰拙文,以求教于方家。来源《新疆地方志》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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