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从新疆营救百余中共党员

2017-08-22

    1934年,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登上新疆边防督办的宝座,成为“土皇帝”。为维护自身统治,他一面向南京政府闹独立,一面同苏联亲近,并多次“恳请”中共派得力干部进新疆帮助工作,甚至要求入党。

  为了民族大义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共先后派陈云、邓发、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去新疆工作。据统计,当时中共先后派出200多名干部在新疆经济、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然而,1942年初,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和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化,惯于投机的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便转而与国民党勾结,开始迫害共产党人。

  1942年8月,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派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中共人员集中的八户梁,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及其家属150多人先软禁,后秘密逮捕入狱。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电告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放人。蒋介石却置之不理。

  1944年,蒋介石与盛世才在利害关系上不断出现摩擦,蒋趁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将盛世才调到重庆任农林部长,明升暗降,免去实权,另派亲信继任。然而,一个月后,新疆伊宁地区出现革命暴动。当地民族军先后攻占伊犁、塔城、阿山等重镇,并向迪化(今乌鲁木齐)挺进。新疆局势大乱,一时失控。1945年9月,蒋介石急派张治中飞往迪化,谋求和平处理问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尤其同周恩来联系更多,感情笃深。张治中启程前夕,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特意前往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就是拜托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救出来。”

  1946年6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张治中主政新疆,就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履职后,遵照周恩来的嘱托,改善了在押共产党人条件;然而,若要将在押中共党人送回延安,尚须呈请重庆方面核准。张治中多次让秘书余湛邦给蒋介石发电报,大意为:盛世才在1942年9月和1943年4月曾先后逮捕一批中共人员;其中主要人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已在1943年9月被盛世才杀害,剩下的都是一般人员,老弱妇幼、病残居多。这批政治犯,毛泽东在重庆和谈时曾向你提出要求释放,你也同意了,而且写进《双十协定》和政治协议。如能主动宣布释放,对国共合作和当前形势都有利无害……请同意放他们回延安。

  蒋介石复电未表态,但索取了被关人员名单。张治中报名单时,又重申被关者是一般人员,主张由政府主动释放为好。他还特别强调:“如把中共政治犯继续拘留不放,那就首先很难取信于新疆三区民众,你给我到新疆的任务亦难以完成……”

  蒋介石只好复电勉强同意。

  6月10日,办公厅二组组长党必刚陪同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前往监狱,让监狱长打开牢门……

  张治中看到中共狱中代表个个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尤其是老同学杨之华(瞿秋白妻子)更是瘦骨嶙峋,内心十分凄楚:“眼下时局不稳,夜长梦多。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

  其实,张治中在会见中共在押人员前,就安排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选派护送人员,并制订护送计划。后来经再三思考,他同陶峙岳商定派刘亚哲带队出行,因为刘是交通处处长,对沿途交通情况和路线熟悉,既是沿途交通站的顶头上司,又有少将军衔,遇到问题可以立即就地解决。

  新疆距延安有万里之遥,沿途地形复杂,险情众多,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事故或伤亡。因此,刘亚哲拟制计划时格外周到细致,提出调动10辆大卡车,每车坐10人,空间大些,可坐可躺,利于长途行车。车队配备军医、军需、电讯人员,另调一个警卫排随队护卫。

  1946年6月10日凌晨,车队载着100多名中共人员从第二监狱启程。

  10辆卡车在空旷的戈壁荒漠上奔驰。首日平安无事,顺利到达吐鲁番。然而,第二天穿越火焰山地区时,山多坡陡,地形复杂,公路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大险峻的山岭,常有武装土匪拦劫。更让刘亚哲担心的是,如果特务机关暗中派遣武装人员袭击,车队的警卫排也难以应付。为防备万一,他连夜去找当地驻军田于梅师长提供方便。田师长已接到张治中的电令,他不仅派一个连的兵力在沿途布岗放哨,而且派出两辆装甲车在车队前后护送。

  由于车队出发前,张治中曾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发去电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蒋介石批准释放、由行营派人护送的。所以,车队晓行夜宿,没有出大问题。原计划6月21日到达兰州,谁知一路畅通,竟提前三天完成行程。

  车队一路迎酷暑,战高温,风尘仆仆,车轮滚滚,连续奔跑了八天,终于抵达兰州。张治中管辖的西北行营就设在兰州,刘亚哲庆幸自己圆满完成了护送使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此时大家已经建立起充分信任,一行人都要求刘亚哲继续护送。后经请示,张治中发来电报:继续护送,负责到底!

  6月19日,中共人员在刘亚哲带领下,又离开兰州向西安东进。

  车队经过胡宗南管辖的平凉地区时,刘亚哲和大家一样,心情顿时开始紧张。果然走不了多久,前方一队宪兵特务,冲出来拦阻车队,声称要停车检查。早有思想准备的刘亚哲,威风凛凛地跳出驾驶室,大声训斥道:“你们要查什么!”对方说要查行李。刘愤怒回答:“我们不是货车,不是商车,不能检查!”宪兵特务见刘亚哲身着戎装,佩戴少将军衔,气度不凡,是个大官,马上吓得后退,立正,敬礼,举手放行。

  车队即将抵达西安了,刘亚哲和中共人员满怀喜悦之情,企盼沿途一路顺风。然而,当车队夜宿彬县县城时,刘亚哲突然接到胡宗南的紧急电报,指令车队不要到西安,直接驶往咸阳,那里设有“招待所”接待。

  胡宗南与中共一向势不两立,曾扬言“不消灭共产党不结婚”。而咸阳则是他关押进步人士、暗杀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所谓“招待所”,实为集中营。车队一旦驶进咸阳,这批历经牢狱磨难的中共人员,必将重入虎口。

  正好这时,中共老病号谢奇光病情恶化,高烧40多度持续不退。随车军医诊断为回归热,生命危在旦夕。杨之华等强烈要求马上送西安医院抢救。正在为车队驶向何方一筹莫展的刘亚哲忽然计上心来。他迅速召集护送人员开会,当众宣布:“今天要夜行军,急奔西安医院抢救垂危病人,十万火急!”他命令司机不得发生意外,否则军法论处。为麻痹胡宗南,临出发前,他特意让报务员发去“遵办”二字的电报。

  车队立即出发,刘亚哲全副武装,敏捷地跳上第一辆卡车,指挥车队快速前进。车队驶近咸阳大桥桥头时,守桥的哨兵突然从桥头堡冲出来,大声吆喝:“停车检查!”刘亚哲推开车门猛然跳出,提高嗓门怒斥道:“这是军车,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执行任务的,不能停车!”耳听“蒋委员长”,眼看领队的是武装整齐、威风凛凛的少将,哨兵吓得迅速闪到一边让道。

  车队一路奔驰,直到夜深人静时才进入西安市区,迅速把病人送到医院抢救;又经多方打听,将其他人员安全护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刘亚哲久悬的心,这才稍微有些放松。

  接下来,刘亚哲硬着头皮去见胡宗南,他装作无奈的样子说:“车没去成咸阳,因为有个急病号生命垂危。我电报请示张主任,他指示连夜赶送西安抢救,午夜两点才到西安城里。我给长官部打电话,打不通。这些共产党人摆在西安东大街马路上,出了事情责任重大啊!我只好把他们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住下了。”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胡宗南气得无言以对。

  6月30日,胡宗南召见刘亚哲,气势汹汹地说:“这批人必须就地扣留!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这是明摆着要找麻烦。刘亚哲无奈,此后每天只好给张治中发四个字的电报:“尚未出发!”

  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中原已挑起战端,全面内战已经开始。远在新疆的张治中为此焦急万分。好在他急中生智,想到新疆文教界的张紫葛女士曾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身边任机要秘书,深得宋美龄信任。

  一切安排妥当后,张紫葛乘飞机赶往南京,以这批中共人员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为由,说服了宋美龄。

  7月4日,胡宗南放行。7月10日,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满载百余名中共人员的车队坎坷万里,终于到达富县城南的国共交界处——吉家村。党中央、西北局、晋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等单位,早已派代表在那里迎候车队。

  这批中共人员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朱德等多次看望、慰问,同时致电张治中表示诚挚谢意。时隔不久,这批经过炼狱考验的人员,稍作休整又奔赴各个战场,为推翻反动统治、迎接共和国诞生而浴血奋战。

  建国后,这批从新疆归来人员中的马明方历任西北局副书记、中央财贸部长、东北局书记;张子意一直担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回故乡江西任省长;高登榜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吉合历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总参训练部和条令部副部长……据统计,“文革”前,这批人员中共有20多人担任省长、省委书记、中央机关部长和军队的军长、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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