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通志 民族志》概述摘编

2017-08-22

《新疆通志 民族志》概述摘编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它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段,同时也是中国和古印度、古波斯、古希腊等古代文明的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千百年来,众多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碰撞共存,各民族互相接触和融合,逐步形成了现代民族。新疆现在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成分。据2000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为1096.96万人。新疆和平解放的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崭新篇章。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关于远古时期新疆居民的族属问题,史籍并没有明确的记述。随着考古和西域古代人种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已可以肯定早期迁入新疆的原始居民存在西方(指古代欧罗巴人种)和东方(指蒙古利亚人种)两大人种支系的成分。

    到了汉代,新疆居民的族属问题才有了较明确的记载。汉代新疆地区的民族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新疆地区除原有民族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民族,其中有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等。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是对新疆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古代民族。唐开成五年(840),大批回鹘人进入新疆,其中一支迁居于高昌一带(今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居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新疆南部(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民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自此,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后的回鹘相互融合,为后来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宋建炎四年(1130),一批契丹人又进入新疆。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了其子孙。在他们统治西域的几百年间,在与当地民众生活、冲突、交融的过程中,一是逐步并采用了当地民众的突厥语,同时还被逐渐地同化、融合;二是进一步加大和催化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并促使了一些新的民族的形成。如哈萨克、乌孜别克,以及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都与此相关。瓦刺,是明代对漠西蒙古的总称,清代称其为卫拉特。清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统一了卫拉特各部,次年称汗,建立准噶尔汗国。清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汗击灭了叶尔羌汗国,统一了西域。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出兵统一西域,准噶尔汗国瓦解。

    清代,是新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

    原居各民族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中维吾尔族、汉族发展最快,蒙古族、哈萨克族等也有变化。

    维吾尔族。清朝初期,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还有哈密、吐鲁番地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开始有组织地在南疆及哈密、吐鲁番等地招募维吾尔族居民赴伊犁屯田。维吾尔族成为伊犁地区一个新的居民身份。清代,维吾尔族人口增长较快。根据清朝统一新疆后不久的调查资料,当时维吾尔族人口仅为24万至25万左右。到清末,维吾尔族人口已达到157万多人。

    汉族。清朝统一以后,随着新一轮移民高潮的出现,内地汉人大批出关,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汉人成为新疆农业开发的主力军。他们主要分布在今巴里坤、木垒、奇台、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伊犁等地区。清道光八年(1828),清朝政府在喀什噶尔大河拐一带实行屯垦。清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皇帝又命令伊犁将军长龄等,招引内地民众开垦各地的荒地,并允许携带眷属,安家落户。于是,内地汉人陆续迁往南疆各地。至清末,他们已分布于全疆各地。
 
    蒙古族。清代,新疆的蒙古族有厄鲁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察哈尔等部。土尔扈特于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压迫和奴役,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大部分东返,回归祖国。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的回归予以高度重视,动员全国力量予以支援,并将其分为新、旧两部,分别安置在裕勒都斯、和布克赛尔、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精河和阿勒泰地区。和硕特于明崇祯十年(1637),在其首领图鲁拜琥的率领下,徙牧青海。但有一部分和硕特则与土尔扈特部一起,迁至伏尔加河流域。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们又与土尔扈特部一起返归祖国,被清朝政府编为一盟,安置在博斯腾湖畔。厄鲁特,又称卫拉特,为人们对西蒙古的总称。17世纪40年代,准噶尔由厄鲁特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演变为在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下,包括当地厄鲁特各部和其他各民族在内的民族政权的名称。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将准噶尔余众及从内地遣回的厄鲁特兵丁,组成厄鲁特营,驻守伊犁、塔城一带卡伦,巡察边防。察哈尔是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为充实西部边防,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两次将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官兵移至伊犁,并组成察哈尔营,驻防于伊犁东北塔尔奇山之阴,赛里木湖周围及博尔塔拉等地。今天,他们主要生活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哈萨克族。在清军进军伊犁,平定准噶尔期间,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和大玉兹首领阿比里斯等亲赴清军军营表示归附。以后,其首领不断向清朝政府入觐、进贡,并接受清朝政府赐官封爵。但是,清朝政府视他们为“外藩”,严格划定大、中玉兹哈萨克与清朝西部边界的界线,并不准越界游牧。然而由于沙俄不断蚕食哈萨克草原,不少哈萨克人被迫南下,越过边界,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境内。因此,清朝政府又改变政策,不仅为其安排了游牧之地,还授其首领王、公、台吉等爵位,令其自行管理。清同治三年(1864),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原已内属的哈萨克部落大部分又划归俄国。但划界后归入俄国的哈萨克人,因不愿接受沙俄的统治,又纷纷迁入中国新疆境内。至清末,哈萨克族主要游牧于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
柯尔克孜族。清代时,汉文献中称为“布鲁特”,主要游牧于西部天山一带,于清朝统一新疆时归附清朝。天山以北的布鲁特称为“东布鲁特”,天山以南的布鲁特称为“西布鲁特”。清同治三年(1864),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塞克湖、楚河、塔拉斯河、纳林河流域的布鲁特部落被划属俄国。清光绪十年(1884),中俄签订《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又有一部分布鲁特部落成为俄国属民。划归俄国的布鲁特人因不愿接受沙俄的统治,有不少人又迁人中国新疆境内。他们主要分布在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

   塔吉克族。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设色勒库尔五品阿奇木伯克等管理地方事务,受叶尔羌办事大臣直接管辖。塔吉克族主要分布于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

    从国内其他地区迁居新疆的民族。清代,从国内其他地区迁居新疆的民族主要有:

    满族。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夺取中央政权,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在伊犁、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巴里坤设置满营,驻防军队,并定期到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乌什、阿克苏等地换防。清朝政府派驻新疆的官员,也主要由满族人担任。

    锡伯族。17世纪末叶以后,锡伯族被清朝政府陆续编人满、蒙八旗,遣往东北三省及京师等地驻防。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了加强和巩固边防,清朝政府从盛京(今沈阳)抽调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家属3275人,移驻伊犁河南岸,建立锡伯营,屯垦戍边。

    达斡尔族。历史上,曾经称为“达瑚哩”、“达呼尔”,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北岸,后和鄂温克族南迁到嫩江两岸。清代,被清朝政府编人满、蒙八旗。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边防,组建了以达斡尔为主体,包括少数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索伦营”,“索伦营”1300余名官兵,携眷移驻伊犁河北岸,屯垦戍边。

    回族。清代称新疆的回族为“汉回”。乾隆时期,新疆大兴屯垦,陕西、甘肃等地的回族居民开始迁居新疆。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因河州王伏林“聚众念经,拒捕伤差一案”,有很多人被发遣至新疆,安置在今乌鲁木齐、昌吉、米泉等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宁、青地区哲合林耶(新教)穆斯林举行反清起义,被清朝政府镇压后,又有大批起义回民家属被发配到新疆伊犁。清光绪三年(1877),刘锦棠将在布古尔(今轮台县)、库车一线截获的被阿古柏裹胁的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的回民及白彦虎残部安置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喀喇沙尔便成为新疆回族分布较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从国外迁入新疆的民族。清代,从国外迁入新疆的民族主要有:
乌孜别克族。18世纪初,乌孜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浩罕汗国。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浩罕首领额尔德尼奉表称臣,成为清朝藩属,浩罕商人也因此受到清朝政府的优待。有不少在南疆经商的乌孜别克人在当地自置产业,娶妻生子,定居新疆。清同治四年(1865),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建“哲德沙尔”侵略政权。其间,浩罕汗国被俄国征服,又有一批人东逃,投奔阿古柏。阿古柏政权灭亡以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留在了新疆。

    俄罗斯族。19世纪中叶,随着俄国的侵略扩张,俄罗斯人开始进入新疆,并在伊犁、塔城等地设立贸易圈,进行商业活动。清同治十年(1871),俄国占领伊犁。为了加强实力,俄国将大批俄罗斯人迁居该地,进行半军事化的垦殖。清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收回伊犁。但根据条约规定:“俄国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后,仍准照旧营业。”因此,在俄军退出伊犁以后,仍有不少俄罗斯族移民留居下来,他们成为较早进入新疆的俄罗斯人。

    塔塔尔族。19世纪中叶,随着大批俄罗斯商人和移民进入新疆,一些塔塔尔族人也陆续迁至伊犁、塔城和乌鲁木齐等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新疆就像一座巨大的熔炉,陆续把各种不同的种族、民族及他们所带来的文化熔铸于一炉,使这里的人文面貌不断地变换着色彩,一些民族在迁徙、融合中消失了,一些民族却得到了新生和发展。历史上,在新疆繁衍生息的古代民族(或部落)有30多个,先后在当地使用的语言有三十多种,使用的文字亦有二十多种,先后流行和存在过来自于东西方的多种宗教,并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今天,新疆的多民族、多宗教现状则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为1925万人,少数民族有1096.96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834.56多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3.35%,分布在全疆多数地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阿克苏以及东疆地区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最为集中。除维吾尔族外,世居在这里的还有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2个民族,他们是新疆的世居民族。此外,还有东乡、撒拉、藏、苗、彝、布依、朝鲜等34个民族成分。汉族分布在全疆各地,人口约828.04万多人,约占全疆人口的43.02%;哈萨克族人口有124.5万多人,占全疆人口的6.47%,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回族人口有83.98万人,散居全疆各地,主要聚居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地;蒙古族人口有14.99万人,主要聚居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柯尔克孜族有15.88万人,80%居住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塔吉克族有3.95万人,60010聚居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锡伯族有3.46万人,大部分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巩留县;乌孜别克族有1.21万人,满族有1.95万人,散居全疆各地;达斡尔族有5541人,主要聚居在塔城、霍城;塔塔尔族有4501人,俄罗斯族有8935人,散居天山南北。



    1949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接着,直插张掖,解放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在这种情势之下,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部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发布起义通电。9月26日,以包尔汉•沙赫德拉为首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发布起义通电。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二、六军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展开了向新疆的大进军。先遣支队战车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由郭鹏、王恩茂率领的二军,于12月22日前后进驻南疆各地;由罗元发、张贤约率领的六军,于1949年11月5日至1950年1月20日进驻迪化及北疆各地。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严寒,不怕流血牺牲,一面进军,一面平息沿途反动势力的顽抗,历时三个月,行程3000余千米,终于圆满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至此,新疆完全实现了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疆各族人民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并开始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党的各级组织。194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新疆分局”的指示,指出:“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是年11月7日,王震率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机关进驻迪化市,第二天就在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正式成立。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并西北局的电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疆建党的指示》指出:“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步骤是:首先在新疆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受西北局领导。然后先选数十个新疆本地先进分子,由你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以后分批介绍若干人,任命他们和外来党员一起,到各地方去建立党组织,并由他们介绍那里的先进分子入党,成立支部和县委、区委。党的组织,以地域为界组织起来。不论哪个民族的党员,均需加入地方组织并受其领导。”1951年12月6日,王震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新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新疆情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确定在新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具体步骤是:

    一是由上而下,由城市到农村,由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发展党员。首先由分局、区党委、市委、地委吸收一批各族先进分子入党。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15名党员。先由王震和邓力群介绍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包尔汉•沙赫德拉(维吾尔族),徐立清和邓力群介绍陈锡华(汉族)和赵德林(锡伯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由分局委员等分工介绍舒慕同(锡伯族)、马尔果夫•依斯哈科夫(塔塔尔族)、阿不都热合曼•穆义提(维吾尔族)、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维吾尔族)、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司马益•牙生诺夫(维吾尔族)、达夏甫(蒙古族)、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乌依古尔•沙依然(维吾尔族)、阿不列米提•马克苏托夫(维吾尔族)等11人入党。这15名中共党员包括7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人。截至1951年4月,全疆共发展中共党员1087名,包括11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占45%,汉族占19.5%,其他少数民族占35.5%。

    二是以军队党委为基础建立地方区党委、地委、县委三级组织,然后在群众运动中吸收本地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入党,在人白集中的地方建立中共基层组织。以二军党委为基础建立喀什区党委(1952年1月改为南疆区党委),以六军党委为基础建立迪化区党委,由新疆军区抽调军、师级党员干部成立五军(由三区民族军改编)党委并兼伊犁区党委。区党委成立后,着手成立地委。喀什区党委下辖喀什、和田、莎车、阿克苏四个地委,四师党委兼喀什地委,五师党委兼阿克苏地委,和田、莎车地委从进疆部队中抽调干部组成。迪化区党委下辖迪化、哈密、焉耆三个地委,由十七师党委兼迪化地委,十六师党委兼哈密地委,六师党委兼焉耆地委。迪化市委由部队中抽调干部组成。伊犁区党委下辖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委,均从进疆部队中抽调干部组成。从1950年开始,党中央和西北局陆续从内地老解放区派来许多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干部的迅速成长,单独正式成立地委的条件已经成熟,1952年各师党委均不再兼地委,而重新正式成立地委。各地委成立后,又从部队抽调党员干部组建所属县、市委。截至1952年底,全疆79个县(市)均成立了县(市)委。截至1955年底,农业区共发展党员1.5万多名,68%的农业乡建立了党支部。牧区1954年以前在牧民中不发展党员,着重在县、区、乡干部中发展。截至1956年6月,牧区半牧区共有党员630名。中国共产党新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使新疆各族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也为处理和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保证。

    建立各级人民政权。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包尔汉•沙赫德拉为省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为省副主席,另有省人民政府委员30人。在新疆省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33人中,少数民族占66.66%。当时,周恩来总理说:新疆省人民政府是一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接着,根据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目前施政方针》第四条规定,全疆开始有步骤地建立专署以下的各级人民政权。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从二、六军及五军中陆续抽调了84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从上而下地对县以上政权进行了改造。在三区采用调整、充实的方法,将三区的专县级政权逐步转变为人民民主政权。截至1952年底,全省10个专区、1个市、79个县(市)的人民政权都组建起来。同时,还建立了1个市人民法院,9个专区人民法院和79个县人民法院。

    在全疆各地开展废除保甲制度的工作,建立起人民的基层政权。在牧区通过民主协商方式,也逐步完成了对旧的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废除了千百户长制度,建立了区、乡人民政府。到1952年冬,全省393个区、2200个乡的人民政权全部组建完成。

    剿匪平叛。1950年初,一场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迪化和哈密等地爆发。这场叛乱的罪魁祸首是原阿山专员、惯匪乌斯满,原国民党省财政厅厅长贾尼木汗,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以及原国民党骑七师的少数反动军官,他们的幕后主子是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他们煽惑群众,劫掠杀戮、袭击部队、围攻城镇,反动气焰一时甚为嚣张。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3月到12月,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匪帮先后抢劫残害群众300多次,共杀害各族人民群众1300多人,抢劫各种牲畜34万多头,粮食5300多担,其中仅在木垒县就杀害群众366人,烧毁房屋2480间。在迪化、哈密两专区的15个县中,就有11个县的社会治安一度处在十分紧张、混乱的状态,严重威胁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迅速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组成东西两路剿匪大军。这次剿匪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前后历时两年多,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并在甘、青两省交界的祁连山海子地区活捉了匪首乌斯满,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这次剿匪平叛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维护了祖国统一,使长期危害地方安宁的匪患得以消除,为进行社会改革准备了条件,更为新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减租反霸。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为社会改革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新疆农业区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是1949年冬到1950年春耕前,改造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建立人民政权。二是1950年春,为了有效地发动生产运动,领导农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解决水利管理问题。在新疆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没有水就种不成地,而农村的水利却均为地主阶级所把持。因此,从1950年开始把封建的水利管理制度改变为民主的水利管理制度。另一件是给农民们调剂了大量土地,使农民不再为地主干活。三是1950年冬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废除了摊派,采取了累进税制。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和试办减租,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省农业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并且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斗争,使减租反霸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疆有74.2万多名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有6.9万名先进青年加入了青年团。同时培养了10万多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普遍选举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乡长、村长,使乡村政权基本掌握在了劳动人民的手中。

    土地改革。为了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从1952年9月起分期分批进行。新疆分局制定了符合新疆实际的政策和办法,主要有:第一,土地改革斗争由本地民族干部出面领导,时刻注意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包办代替的现象。第二,只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因此,除和汉族地区一样保护私营工商业和保存富农经济外,明确规定坚决保护畜牧业、保护牧主经济,保留宗教土地。第三,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吸收民主人士、宗教人士参加土地改革委员会,对各族各界上层人士、民主人士及专家采取“保护过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和办法,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全疆9个专区、57个县、3个市郊的1512个乡、约400万人口的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并于1953年底顺利完成。全疆分到土地的农民共计65.1万余户,345万余人,平均每户分到土地11.3亩,每人平均3.1亩。同时,农民还分到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经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各族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1954年,全疆的粮食总产量由1950年的19.51亿斤增加到29.13亿斤,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新疆在巩固和发展互助组的基础上,多数县开始试办初级社。至1955年9月,农业社发展到1702个,人社农民共47149户,占全疆农民总数的5.3%,组织起来的农民占68%。到1956年6月,人社农民已占农民总数的91.3%。同年底,新疆与全国同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10月,又基本实现了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新疆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疆通过开展建党建政、剿匪平叛、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并引导各族人民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民族压迫、敌视、对立和仇杀的根基和条件,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更好地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背景和重要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制定和采取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使之丰富和完善。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关于“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的规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1951年5月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对带有歧视或侮辱性质的少数民族族称和地名,都陆续做了更改,或恢复原来的民族名称。如将“迪化”改为“乌鲁木齐”、“镇西”改为“巴里坤”、“孚远”改为“吉木萨尔”、“绥来”改为“玛纳斯”、“承化”改为“阿勒泰”、“巩哈”改为“尼勒克”,“宁西”改为“察布查尔”,还将“归化族”改称“俄罗斯族”。有的少数民族称谓虽然没有侮辱性的含义,也根据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进行了更改,如1954年3月,根据达斡尔族自己的意愿,将“达呼尔”改为“达斡尔”。由于实行了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使一些过去因民族歧视而被迫隐瞒或更改民族成分的人自愿恢复本民族成分。1982—1988年,新疆就办理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共3844户,11468人。

    维护和促进各民族间的大团结。早在1949年10月初,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关于新疆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指出:“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五十多年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坚持在各民族干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以民族团结统领军政、军民团结,兵团与地方的团结,中央企业与地方的团结,通过层层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创造和总结了一些加强民族团结的好经验、好做法。特别是从1983年起,自治区每年5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人人心,各民族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谅解,民族团结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形成了维护、增进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截至2000年,自治区获国家及自治区表彰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73个(次),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303人(次)。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1949年12月,在包括各民族和各阶层代表在内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便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之后通过建党建政、剿匪平叛、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同月召开的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成立了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并进一步确定了“慎重稳进、积极筹备、逐步推行”的方针。按照自下而上、由小到大、逐级推行的办法,从1953年起至1954年底,新疆先后成立了9个乡级自治区、7个区级自治区、6个县级自治区和5个专署或行署级自治区。至此,成立省级自治区的条件已趋成熟。1955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9月20—30日,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的决议》,并选举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任主席。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宣布成立。目前,全疆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等4个民族的5个自治州,以及哈萨克、回、蒙古、锡伯、塔吉克等5个民族的6个自治县,还有43个民族乡。新疆是全国5个自治区中唯一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治单位俱全的民族自治地方。

    保障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各级自治机关在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以及干部配备上都坚持各民族共同参政议政,共同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各民族参加国家及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证。如各民族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各省区都分配有少数民族代表名额;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自治地方中某些重要职务严格限定要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等。同时,新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决议、决定,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如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时实行差额选举的办法,是哪个民族成员落选就补选哪个民族成员;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根据多数选民意见及当地具体情况确定。选举时,各民族的候选人在本民族中差额选举,以此保持各民族人大代表以及领导干部的一定比例。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550名,有13个民族的代表,其中少数民族代表占到66%,比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总人口中的比重高出6个百分点。新疆各民族群众还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8名,由11个民族成分组成,其中少数民族代表为62.1%。出席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占新疆代表总数的61.7%。同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也有任职。

    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还行使立法权,以及对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上级国家机关决定的变通执行权等等。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利和新疆的实际,制定了适应新疆特点和需要的各种法规和决议,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截至2000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9件,法规性决议、决定71件,批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31件,单行条例3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173件。这些法规和决议、决定涉及到法制建设、经济建设、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治安、社会保障、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

    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新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有了迅速发展。1950年,新疆少数民族干部仅有3000人。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已发展到4.6万人。2000年,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0万人,占全疆干部总数的51.8%,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占全疆妇女干部总数的46%以上。自治区主席、各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一直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全疆83%左右的县长、乡长是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中占55%左右,在地、州、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43%左右。现在,自治区已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人才的各民族干部队伍,从组织上保障了各民族管理自治地方事务及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保障各民族都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权利,作为贯彻民族平等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1959年,有关部门就曾组织联合调查组,先后对自治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通过调查,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种类、系属和方言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新疆部分等,为制定和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以及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8年和1993年相继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同时,自治区还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培养了一批从事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人才。随着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计算机信息化处理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现在,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了广泛使用。目前,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五种语言广播,新疆电视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等三种语言的频道节目。由于各种传播媒体及图书出版业广泛地应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各族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到现代文化的发展成果。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和书刊。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水平很低。1949年,全疆仅有1所高等学校,各类学校在校生总计为20.4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而且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很差。当时,全疆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作为新疆教育工作的重点,并在发展规划、资金投入、师资培训、校舍建设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教育给予重点和优先的安排与扶持。为改变牧区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的问题,国家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和教学方式,投入巨资在牧区建立寄宿制学校,并为牧区寄宿制学校和中学、大中专院校的少数民族特困生设立了助学金。对南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四个地州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实施免费教育,延长义务教育时间,使少数民族学生接受9—12年的义务教育。对其他一些边境县和贫困县的少数民族中小学免除学杂费和课本费。从2000年开始,中央还支出专项教育经费,在内地12个大中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每年招收的学生中90%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大中专院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采取降低录取分数线的优惠政策,并委托内地的大专院校和民族学院开办新疆班,专门招收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全疆已形成结构合理、多层次办学、协调发展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2000年,新疆的高等学校已发展到24所,各类中等学校2173所,小学6043所,盲聋哑学校7所,在校学生总数达399.21万人,其中64.1%是少数民族学生。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7%以上。现在,全疆每10万人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已由1990年的1846人上升到2000年的5141人,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其中主要的有:一是尊重少数民族清真饮食习惯。在新疆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民族,其人口总数为1000多万人,占全疆人口总数的近60%。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和自治区就作出了相关规定,要求切实保证少数民族清真主副食品的供应,并要求广泛设立清真餐饮(食品)网点,同时还将清真食品管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1995年1月13日,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实施了《乌鲁木齐市清真食品管理办法》。之后,自治区各地、州、市也相继制定了有关清真食品管理的规定或办法。目前,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饮食习惯,得到了汉等其他民族的充分尊重。同时,清真餐饮已成为新疆的大众饮食。二是尊重少数民族节庆习俗。新疆各少数民族除了享有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等国家规定的假日外,还享有自己的传统节庆假日。如“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期间,都能享受到法定的节日假期。同时,每逢古尔邦节到来之际,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都要举行大型团拜或联欢活动,向社会各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表示节日祝贺。三是尊重少数民族婚育习俗。过去新疆各少数民族中长期流行早婚和多生多育的传统,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结婚时,有请阿訇念“尼卡”(证婚)的习俗等。为了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的婚育传统及其风俗习惯,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中,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结婚年龄,变通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分别比《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降低了两岁。此外,还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生育办法》,实行少数民族可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这些规定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婚育习俗,同时也保障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健康增长。四是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丧葬习俗基本上是按伊斯兰教的礼仪实行土葬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和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划拨专用土地,建立公墓,还设立了专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服务的殡葬部门。五是对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风俗习惯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如婚葬仪式、割礼、起经名等都不加限制。

    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自治区人民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积极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自1984年以来,自治区古籍整理办公室已搜集少数民族古籍5000多册,整理出版100多部。濒临失传的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两部鸿篇巨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族学者的长期共同努力下,已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文译本,之后又出版了汉译本。对产生于新疆蒙古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两部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被誉为维吾尔族“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大型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濒于灭绝。新中国成立后,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抢救的艺术品种组织力量进行搜集、整理,并为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国家还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进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使新疆的12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简史简志。由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不仅使一些濒临失传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还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焕发出勃勃生机。现在,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等民族都有自己的专业文艺表演团体。新疆少数民族歌舞艺术不仅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喜爱,同时还受到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观众的欢迎。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得到了发扬光大。1985—2000年,新疆已成功举办了四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挖掘整理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200多项,使一些中断多年、群众喜爱的传统项目又恢复了生机。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新疆自和平解放之日起,就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稳妥慎重地处理宗教问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及各级人民政府都坚持尊重各族人民信教自由的原则,要求保护寺庙教堂;将宗教教职人员与封建地主阶级区别对待;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生活困难的教职人员发给生活补贴等。此外,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宗教制度改革,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人们开始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又重新落实了宗教政策。为了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各项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利益,国家及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制定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办法来规范对宗教的管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暂行规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等等,还明文规定不得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干涉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的各族信教群众及宗教界人士充分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当时,新疆13个世居民族均处在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但发展的层次又十分不同,总的来说是处于封建社会的初、中期阶段。

    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农村,直到1949年,还少量地存在着较完整的农奴制庄园。新疆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农奴制向租佃制过渡的剥削形式——俗称“伙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农民租得地主少量的土地,租额最少都是产量的50%以上,再加上30%的反动政权的负担,10%的宗教方面的负担,留给农民的往往不到10%。农民承担地主的劳役,每亩地少则四五天,多则一月或半月。同时,反动政权的徭役也很重。当时,新疆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南疆绝大多数贫雇农每年有两三个月要靠桑葚、沙枣和桃、杏等果蔬充饥,有的农民甚至穷得连煮饭锅都没有。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特别野蛮。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在南疆农村进行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在反动政权的支持下,任意讹诈霸占农民的土地财产,吊打杀害农民。据统计,伊犁区的249名大恶霸,逼死、烧死、毒死、打死、吊死或在马尾巴上拖死农民达2000多人。

    从事畜牧业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更低。他们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靠天养畜,行居不定,灾难深重,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牧区还残留着封建氏族制度,仍然沿袭着王公千百户长的制度,部落头目对广大牧民的控制力还相当强。王公贵族、部落头目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而且享有种种封建特权。例如,阿山专区哈萨克部落头目,每年向牧民征收贡税的规定为:王,每年500只绵羊;公,每年200只绵羊;贝子,每年250只绵羊;台吉,每年200只绵羊;千户长,每年80只绵羊;副千户长,每年30只绵羊;百户长,每年15只绵羊。而实际征收的数目却要远远大于此。塔城、伊犁千百户长的年贡规定为:千户长是100—200只绵羊;副千户长是100只绵羊;百户长是40只绵羊;副百户长是20~30只绵羊;50户长是10—20只绵羊。另外,百户长有随从1人,千户长有随从2人,这些随从的工钱每年是12只绵羊。牧民对部落头目的依附性很大。

    这种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阻碍着新疆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当时,新疆的近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全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仅有14个,而且规模很小,其他均为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厂。新疆粮、棉、油的单产分别为65公斤、10公斤、29公斤,人均占有粮食195公斤。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艰苦的放牧生活。1949年,新疆工农业生产总值仅为4亿多元,其中工业产值0.98亿元,占22.5%。全疆没有一寸铁路,只有几条简单公路,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骆驼、毛驴驮运。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更为贫困,人口死亡率高达20.8‰,各族人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足30岁。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新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党和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有:

    加大在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的10个“五年计划”,始终把新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基础发展项目、现代工业体系建设项目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1950年至2000年,中央在新疆的投资达2660多亿元,占同期新疆全社会投资的53.1%,累计建设投产项目9万多个,其中包括178个大中型项目和一大批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为支持新疆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给新疆以巨大的财力支持。从1955年自治区成立到2000年,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877.41亿元,占新疆同期财政支出的一半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给新疆的一般性财政补助逐年增加。1996年为59亿元,1997年为68亿元,1998年为80亿元,1999年为94亿元,2000年为119亿元。中央还通过各项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加大资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通过石油天然气开发造福新疆。新疆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央为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坚持对新疆油气大勘探、大开发和大投入的方针,以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中央逐步加大了新疆油气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1995年为181亿元,2000年为292亿元。已经开工建设的以新疆为主要气源的“西气东输”工程,计划投资额达1200多亿元。这些优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满足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就业岗位。仅塔里木油田指挥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从1999年以来,随着油田的开发,每年新增工人数超过18%。同时,油气资源的开发也为新疆增加了大量财力,仅“西气东输”项目,每年就可为新疆增加十多亿元的财政收入。

    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国家颁布实施的沿边开放战略的有关规定,赋予新疆扩大开放的八条优惠政策;提出搞好新疆的粮棉生产基地,建设“三北”防护林以及防沙治沙工程;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建设边境公路,完善配套边境口岸公路设施;加快塔里木河生态和水资源综合治理,优先在新疆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年增加财政支持,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的比重。1999年,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尤其是近年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20多个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新疆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跨越,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主要表现为:

    经济快速增长。2000年,全疆国内生产总值达1364.36亿元,是1955年的110倍;地方财政收入79.07亿元,比1955年自治区成立时的1.73亿元增长了45.7倍。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1955—2000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5000多亿元,累计建成投产项目近9万个,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生产能力。铁路运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相继建设了兰新铁路、南疆铁路、北疆铁路等。到2000年,铁路正线营运里程已达3010千米。到2000年,全疆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万千米,其中高速公路428千米,一级公路230千米,二级公路5558千米。

    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发展。到2000年,新疆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I1个,拥有国家级开发区3个,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各项社会事业长足进步。科学技术的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建立起了专业比较配套、布局比较合理、具有新疆区域特征的研究与开发体系、技术推广体系、科技管理和服务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多民族的科技队伍。2000年,新疆的普通高校已发展到21所,各类中等职业学校99所,普通中学1929所,小学6221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79%,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医疗卫生条件继续改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进一步健全。新中国成立前各族农牧民缺医少药,备受疾病折磨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危害各族群众健康的地方病、传染病已基本被消灭。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7300多个,专业卫生技术人员9万多人。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2000年,全疆共有艺术表演团体89个,全疆广播人口覆盖率已达91%,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0%以上。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00年,全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1618元,年末人均储蓄存款4913元。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经历了消除贫困、解决温饱之后,正在进入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各族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04‰,汉族为8.25‰。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为454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达到1096.9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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