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宗教演变史

2017-08-22

   自外来宗教传入并形成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以来,新疆始终保持了这一基本格局。“三股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却罔顾历史事实,不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而且极力破坏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历史传统,甚至破坏和诋毁新疆传统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包括广大信教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认清其本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第七讲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发展

  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继续演变。原有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已消失无存,佛教、道教在一度衰落后有所复兴,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又先后传入新疆,加入到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中来。

  伊斯兰教作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一是传播地域广大,遍及南北疆。二是信仰民族多。清朝时期,随着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迁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七个民族。由于历史上这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乃至民族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佛教在伊斯兰教的排挤下一度衰落,不见了昔日寺院林立、僧侣成群的盛况,信仰者只是在家中烧香拜佛,从事一些简单的佛事活动。但清朝统一新疆,特别是驱逐阿古柏匪帮后,随着内地信仰佛教的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佛教在新疆又逐渐复兴起来。在汉人较集中的哈密、巴里坤、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奇台、昌吉、伊犁等天山北坡各地,都重新建立了佛教的寺院。甚至在伊斯兰教势力强盛的南疆地区,也出现了佛教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前,新疆共有汉传佛教寺院20余座。

  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融合当地的苯教而形成的具有藏族特点的佛教。

  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史无明载。唐代,吐蕃屡入新疆,与唐朝、大食争夺西域。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文化遗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在新疆的长期活动,必然把这一宗教带入新疆。近代以来在和田地区发现的藏传佛教的“欢喜佛”塑像,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藏文佛经,马面观音、十一面观音等壁画,有人认为是10世纪至11世纪藏传佛教的文物。但这一时期吐蕃早已退出新疆,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文物应属唐代遗存。时间约为唐朝中晚期。这一时期,应是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

  有关藏传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从藏传佛教文物的分布可以推断,在和田、吐鲁番这些吐蕃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藏传佛教比较流行。吐蕃退出新疆后,藏传佛教也随之日趋式微。但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阗李氏王朝的宗教战争期间,原为政治对手的于阗和吐蕃,由于都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出于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的目的,双方抛弃前嫌,加强了联系,斯坦因认为,吐蕃还通过奠居在拉达克及西部领土的显然属于突厥种的首领来支援于阗。这种密切联系,必然扩大藏传佛教在于阗的影响,促进该教在于阗的流传。

  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藏传佛教在新疆也有所复兴。蒙哥汗时期,就有许多维吾尔族人信仰了藏传佛教。当时途经此地前往蒙古的法国小教友会修士威廉·鲁不鲁克,对维吾尔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就作了详细的记述:“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为一个团体……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手里总是拿着一串念珠(有一二百颗念珠),如同我们带着我们的念珠一样。他们经常重复地说这句话:Onmanbaccam(唵嘛呢叭咪吽)。”他还详细描绘了维吾尔族僧侣的服饰,焚烧尸体及将骨灰埋在“金字塔的顶上”的习俗,以及同他们进行的关于上帝、灵魂等问题的辩论。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新疆虽有流传,但信众不多,影响不大。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勃兴,是与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联系在一起的。

  卫拉特蒙古原来信仰萨满教。明初,藏传佛教曾一度传入,并为一些上层贵族所信奉和推崇。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其首领也先为提高卫拉特蒙古喇嘛的地位,还亲自代其向明朝皇帝“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等。但在西迁至西北地区后,由于受到东蒙古的阻碍等因素的影响,藏传佛教日趋式微。16世纪后期,卫拉特蒙古的一些贵族重新认识到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再次提出接受藏传佛教的要求。土尔扈特部首领赛音特勒斯墨尔根特穆纳诺颜提出信奉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的教派——格鲁派(黄教)的建议。卫拉特蒙古贵族与格鲁派上层的结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萨满教最终被排斥,藏传佛教成为卫拉特蒙古各部共同信奉的唯一宗教。

  1640年,在卫拉特—喀尔喀蒙古王公会议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察津必齐克》)。在该法典中,专谈藏传佛教的条文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条文以法律形式规定喇嘛教为全蒙古所有汗国和公国的正式国教”,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独尊地位。该法典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以保证僧侣来源。为保证僧侣队伍的稳定,对破坏戒律擅自还俗的僧侣,规定没收其一半的牲畜和财产。法典还赋予僧侣种种特权和法律保护,如规定;“掠夺属于僧侣的爱玛克者,科以铠甲百领、骆驼百头、牛千头的财产刑”;向僧侣征用大车者,处以罚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赋役者处以罚马一匹的财产刑;詈骂、殴打僧侣者,处以罚马一匹至九九的财产刑,等等。

  清代迁入新疆的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后来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近代以来,蒙古各部落纷纷新建、重建或扩建寺庙,寺庙数量急剧增加。到解放前,藏传佛教寺庙已有近百座。新疆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如昭苏圣佑庙、巴伦台黄庙等,大都是近代所建。

  道教的情况与佛教大体相同。它也是随同内地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而得以复兴的。由于当时进入新疆的军民以信仰道教者居多,所以道教在新疆取得了比佛教更大的发展。当时,大型的道教宫观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带有我国多神崇拜传统的道教建筑,如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娘娘庙等等,却遍布天山南北,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据《三州辑略》记载: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的道教宫观,如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龙王庙、真武庙、文昌庙、魁星阁、财神庙。巴里坤会宁城:万寿宫、关帝庙;汉城:万寿宫、城隍庙、关帝庙等等,多达百余座。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在北疆地区发展之迅速。

  道教不仅在北疆地区迅速传播,在南疆地区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据《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都建有万寿宫、关帝庙。有些地方还同时建有其他的道教庙宇,如乌什除万寿宫、关帝庙外,还有山川社稷坛、马祖殿、火神殿各一座;哈密有文昌宫、火神庙、财神庙、无量庙、罗真庙、城隍庙等。

  由于各地政府的支持,道教在新疆获得了重大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清朝灭亡而失去官方支持的道教,从民国时期起便逐渐趋于衰落。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是中国对基督教“新教”的专称。基督教是近代传入新疆的西方宗教之一。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喀什瑞典耶稣教(即基督教)堂设于疏附县北关,男教士三人,女教士四人”。这是关于基督教传入新疆最早的汉文记载。但据西方基督教会本世纪初的一项调查,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瑞典行道会的传教士到达南疆地区,在那里同其他传教士一起传教近四分之一世纪。1892年,行道会进入喀什,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到1921年,在南疆地区已形成四个传教中心:喀什、叶城、疏勒和英吉沙,有传教士7人。这项调查还附列了新疆基督教的传教点和各传教点设立的时间:喀什,1892年;叶城,1895年;迪化,1908年;疏勒,1909年;英吉沙,1912年。以上各传教点,除迪化是内地会的传教点外,其余均为行道会建立的。

  上述两种记载大体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在19世纪末,首先由瑞典行道会传入南疆地区,继由内地会传入北疆地区。

  1889年,英籍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来华。在内地活动几年后,于1905年前后来到乌鲁木齐,设福音堂于北大街(后移至库后巷),吸收了16名男女加入基督教。胡进洁为了传教方便,着汉人服装,并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他的传教范围很广,除乌鲁木齐外,还去过南疆的库车、焉耆等地。胡进洁不仅在汉族、维吾尔族中传教,也积极在蒙古等民族中发展信徒。盛世才统治时期,胡进洁被以英国间谍之名关进监狱,长达13个月之久,致使他曾一度精神错乱。胡进洁在新疆的长期传教活动中,虽然也发展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入教,但人数很少,发展缓慢。在胡进洁之后,相继又有马慕洁、马尔昌等外国传教士来新疆传教。这些早期来新疆的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在所到之地开办圣经训练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学校等,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引人们入教。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早期传教活动,虽然把基督教传播到了天山南北各地区,但信徒不多,影响不大。盛世才统治时期,取缔了一切教会,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被捕入狱,或被迫离开新疆,教堂被改作他用,教产被没收,基督教受到传入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批来自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新疆。这些传教士于所到之处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发展信徒,建立教会。这一时期,进入新疆的基督教的传教差会,除原有的内地会、行道会外,还有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安息日会、信义会、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循道公会等。继外国教会之后,一些内地教会的传教士也开始来新疆传教。1948年,山东济南和潍县两地灵修院的传教士和信徒10余人来哈密传教。他们一方面积极在哈密传教,一方面派人前往巴里坤、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吉木萨尔、喀什等地发展信徒。次年,他们在哈密新城修建了一座教堂,将其教会组织定名为“基督教西北灵工团”,下设布道、灵育、医药等7个部,并且创办了《西北灵工》和《灵工通讯》两个刊物,在新疆和内地发行。西北灵工团共发展信徒103人,成员主要是职员、军警、医生和职业教徒。

  天主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称:耶稣定居印度时,曾到处讲道,“文献多次记载,他经常返回喀什。”他还认为,距喀什6英里的马利亚墓的墓主马利亚,可能就是《新约圣经》中《腓力比书》所说的,在耶稣受难后坚持不背叛他的三位同名马利亚的妇女之一,并称“这座位于喀什的马利亚墓葬完全可能具有真实的背景。”这只是他个人的推测,学者一般根据元代新疆已有也里可温教,推断当时天主教已传入新疆。但也里可温教并不单指天主教,所以天主教传入新疆的时间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进入新疆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鄂氏于1603年到达新疆莎车,在该地逗留了一年。他能讲流利的波斯语,精通伊斯兰教教义。在新疆的一年间,他带着另外几个天主教徒到过叶城、和田、喀什和哈密等地,除了发现一张内容为基督教的画之外,没有发现这些地区还有基督教徒。对鄂氏在新疆是否进行过传教活动,是否发展过信徒等情况,史载阙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随着英美等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殖民化进程,开始了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天主教在新疆的大规模传播晚于内地,大约在清末民初。最先来新疆传播天主教的是德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天主教士石天基在绥定(今霍城县)设教堂。3年后,又有法国天主教士梁萌德在宁远县(今伊宁市)小东梁设教堂。大约与法国传教士同时,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斯的荷兰传教士,受某天主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他先去了蒙古,不久就来到喀什。据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到过喀什的外国人对这位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就专门介绍过这位传教士,称他是一位懂多种语言、知识渊博的人。1900年斯坦因来新疆考古探险时,在喀什也经常见到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斯坦因给亨氏的评价是“慈善的神父”,说他“总是带来许多新闻和传闻,从这些常与原始材料相左的信息中无成见地搜集一些情报,或许会给因投入缺乏一份当地报纸而遗憾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斯坦因还谈到在喀什有一个以G·李盖提传教士为首的瑞典传教团。这表明当时在喀什除荷兰传教士亨德里克斯外,还有一个瑞典天主教传教组织。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不断到来,到民国初年,在全疆各地的重要市镇,如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莎车、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天主教堂。盛世才统治时期,天主教同基督教一样,一度受到沉重打击。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外天主教传教士又纷纷来到新疆,使新疆天主教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些传教士中,既有真正热心于传教事业的神职人员,也有以传教为掩护的间谍。这些间谍以传教为名,建立秘密组织,把一些亲信教徒发展为侦探,加以训练后,派往各地搜集情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天主教堂大肆从事间谍活动,广泛搜集有关新疆的军政情报,还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间谍活动损毁了天主教的形象和声誉,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新疆当局的惩处。

  东正教是随俄罗斯人传入新疆的。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忍受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的俄罗斯人,陆续迁来新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随着俄罗斯人的到来,东正教也随之传入新疆。当时进入新疆的都是普通的东正教信徒,没有神职人员。近代以来,随着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俄罗斯传教士开始进入新疆,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开设教堂。到“十月革命”前,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都建立起了东正教教堂。俄罗斯传教士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和主持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他们在其他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当时,来新疆的俄罗斯人很多,其中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国籍,数量达到万余人。由于这些俄罗斯人都信仰东正教,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东正教徒已有万余人。“十月革命”后,各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大量进入新疆。还有一些我国原来在俄罗斯已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工,也携家来新疆定居。这些华工有的已信仰东正教,他们的家属都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也随着这些俄罗斯人和华工的到来而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一些仇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官、地主、贵族和传教士来新疆后,仍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叛活动,因而受到当时还亲苏亲共的盛世才的打击,东正教也受到牵连,教堂被封闭。在披着宗教外衣反叛分子被逐渐清除、盛世才的统治结束后,东正教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八讲新疆宗教演变史的几点启示

  一、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不断在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世俗政权宗教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二、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这些民族进入新疆后,自然就会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带到新疆来。

  古代中亚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就把他们信仰的祆教率先传入了新疆。在新疆定居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广泛分布于从阿勒泰、伊犁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从而也把祆教传播到了新疆各地。在新疆鄯善吐峪沟,至今还分布着许多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坟墓,并出土了祆教的文物。粟特人改信摩尼教后,不仅把摩尼教传播到了新疆,还传播到了远离新疆的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让生活在那儿的回鹘人信仰了摩尼教,并使之成为回鹘人的国教。

  唐代,吐蕃人进入新疆后,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到了从南疆到北疆的许多地区。后来,随着吐蕃人撤离新疆,藏传佛教也在新疆一度消失了。直到17世纪,进入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该教才再度兴盛。

  新疆道教则是由中原地区信仰道教的汉族带入新疆的,由于其他民族信仰道教的不多,所以道教传入早期主要流传于哈密和吐鲁番这两个汉族集中的地区。

  除了多民族的原因之外,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对新疆宗教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摩尼教虽然很早就传入新疆,但影响却不大,当840年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迁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后,摩尼教在新疆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景教的情况和摩尼教差不多,传入新疆早期也没有大的发展,但随着大量维吾尔族人改信景教,使新疆景教一度十分繁盛。在维吾尔族人大量改信伊斯兰教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也逐渐由佛教为主要宗教演变为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并最终形成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三、宗教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和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

  宗教与时代相适应,不只是社会对宗教的要求,更是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历史证明,只有那些能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宗教,才能生存和发展。如当代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能由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无疑是因为这些宗教能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凡是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宗教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这些古代的世界性宗教,由于不能与不断变化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最终被社会所抛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宗教不仅要与时代相适应,也要与变化了的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任何一种宗教,在传播到一个新的地域或民族后,在排斥这个地区或民族原有宗教的同时,必须吸收融合原有宗教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其地域的和民族的特点。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就吸收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佛教,所谓“中国佛教”,就是说它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藏族原有的苯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佛教不杀生,佛教徒也不吃肉和葱韭,但历史上新疆的佛教徒既吃肉也吃葱韭,这就是新疆的佛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就一直在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与新疆社会相适应,逐渐演变为带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点的新疆伊斯兰教。新疆历史上曾经长期流行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因此受波斯文化影响很大,所以新疆伊斯兰教的大量宗教术语采用的是波斯语而不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语言阿拉伯语,胡大、古尔邦、肉孜等等;伊斯兰教禁止真主之外的任何朝拜,而新疆的穆斯林从接受伊斯兰教至今一直都朝拜被称为“圣地”、“圣墓”的麻扎;伊斯兰教是禁酒的,但从《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新疆著名穆斯林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新疆穆斯林喝酒和酒馆的记述,《福乐智慧》还专设一章论述“侍酒官应具备的条件”,《真理的入门》的作者玉格乃克为“酒馆周围兴隆繁盛,清真寺无人礼拜冷落荒凉”的社会现象而感慨和不满。历史上新疆穆斯林女性戴面纱的不多,所以19世纪俄国的哈萨克军官瓦里汗诺夫在喀什噶尔看到这一现象时,就发出了新疆穆斯林女性是“亚洲最自由的女性”的感慨。具有上述特点的伊斯兰教,既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也不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就是我们新疆各族穆斯林祖祖辈辈信仰和奉行的新疆伊斯兰教。

  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宗教,才是有活力的可以持续存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回归到宗教初始的状态,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的,因此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宗教极端主义否定传统的新疆伊斯兰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这是对新疆传统伊斯兰教的恶意诬蔑,是别有用心的,其罪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传统伊斯兰教,来灌输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主张。

  四、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对新疆宗教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这两种宗教的支持分不开的。如佛教虽然晚于祆教传入新疆,但由于得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便迅速超过了新疆原有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教以及祆教的影响,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并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西辽和蒙古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一时期新疆各种宗教的发展和兴盛。而错误的宗教政策不仅会影响宗教的和谐共处,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如叶尔羌汗国为了利用宗教上层势力,不断赋予和卓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最终导致和卓势力的恶性膨胀,不仅推翻了叶尔羌汗国,还造成了白山派、黑山派长期的流血斗争,以及和卓后裔的多次叛乱。

  五、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始终是新疆宗教历史的主流。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但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在同其他宗教并存的几个世纪里,没有再发生过冲突,一直是和谐并存的。多种宗教在新疆不仅能够和谐并存,而且能够相互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等。

  自外来宗教传入并形成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以来,新疆始终保持了这一基本格局。“三股势力”特别是宗教极端势力却罔顾历史事实,不仅歪曲和杜撰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而且极力破坏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历史传统,甚至破坏和诋毁新疆传统伊斯兰教,其目的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包括广大信教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认清其本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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