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佛教石窟寺

2017-08-22

一、克孜尔石窟(拜城)

位于拜城县东南约64公里,克孜尔乡境内,东经80°30',北纬41°41',海拔1225米。时代:4~9世纪。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与调查概况:
清嘉庆年间,徐松著《西域水道记》曾载道:“赫色勒河(今克孜尔河)又南流三十里,经千佛洞……缘山法像,尚存金碧……”。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考察中调查了克孜尔石窟后,首次向世界披露了克孜尔石窟。其后,1903~1910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渡边哲信和崛贤雄等人在此割取壁画,盗掘塑像和其他文物。1906~1914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先后四次在库车、拜城等地,大量割取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盗掘其他文物,对克孜尔部分洞窟做了编号、记录、测绘和拍照。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到新疆,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拍摄壁画等。1908~1909年,日本人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到库车,亦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调查和挖掘。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带中亚探险队到库车,在克孜尔石窟遗址也做了部分挖掘。1913~1914年德国人勒柯克、英国人斯坦因等又先后来此调查和挖掘。

民国17年(1928),我国学者黄文弼考察克孜尔石窟进行了编号、测绘、记录和发掘工作。1946~1947年,我国画家韩乐然等两次到此临摹壁画、进行洞窟编号和拍照。

195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先生率队考察克孜尔石窟,1953~1954年,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对克孜尔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1955年成立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1961年,我国学者阎文儒率队调查克孜尔石窟,并对全部洞窟进行了编号(第1~235窟)。

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51个,其中已编号246个,主要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四个区域,现遗存壁画一万平方米,此外尚有佛教经文残片、窟前建筑、僧俗器皿等文物出土。根据洞窟形制、壁画的题材、艺术风格等,并参照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综合分析表明,克孜尔石窟主要是公元4~8世纪的遗存,可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洞窟,约在3~4世纪修凿,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僧房窟数量较多,主室作方形或长方形,横券顶。前壁凿方形或长方形明窗,主室门道两侧的壁面下部,分别有壁炉式的灶和低矮的土坑,门道为长条形,门道后壁有方形券顶的小室。僧房窟不绘壁画,仅供僧人居住和修行。大像窟数量较少,主室宽大,顶为券顶,正壁塑有数米或十余米的立佛像,主室左右侧壁也有数列塑像,这些列置的塑像均已毁损。主室正壁左右下方各凿有一条进入后室的通道,后室顶为横券顶,绘伎乐飞天等壁画。后壁下方凿或砌出长方形涅槃台,台上塑有大的涅槃像。中心柱窟的主室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顶部均为纵券顶,有左右甬道和后甬道,无后室和前室。主室后壁凿一圆拱龛,左右侧壁和甬道侧壁均无小龛。中心柱窟的壁画数量多,保存也较好。主室券顶中脊处绘以天相图为主,一般包括日天、月天、风神、蛇形龙、立佛和金翅鸟等。券顶左右侧壁为数列菱形山峦为背景的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画,以本生为主。主室左右侧壁绘画出方形构图的因缘佛传故事,表现释迦的教化事迹,主室前壁门上的半圆形壁面上,绘画出交脚菩萨于天宫说法图像,后甬道的后壁或前壁,画涅槃像或荼毗焚棺图。左右甬道侧壁绘画有数列舍利塔,塔中绘出舍利盒或一座佛,塔基的正面不绘出踏步。甬道顶绘出菱形装饰图案,个别洞窟后面甬道右壁端,绘有奏乐或立佛。

中期洞窟:约为5~6世纪开凿或修建,这一时期继续沿用早期的窟形,出现了较多的方形窟,各种类型洞窟形成明显的组合关系,僧房窟数量减少,出现规模较大的僧房窟和上下两层并有阶梯通道的双层僧房窟。方形窟的平面作方形或矩形,前壁开窟门,并有一或二个明窗。窟后部有的设方形佛坛。窟顶有覆斗形、套斗形、穹窿形、纵券顶或横券顶形等多种式样。窟内诸壁绘壁画。中心柱窟的平面出现新形式,后室和甬道宽于主室的形式为主流,有的洞窟凿出方形的前室,有的后甬道增大成为后室。后室后壁凿出涅槃台,上塑涅槃像。主室侧壁有的塑有立像。主室窟顶除纵券顶外,还有穹窿、套斗、平棋、一面坡等形式。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使用功能的洞窟,在小区域内形成一种组合关系,其中包括一座或多座中心柱窟。壁画主要集中于中心柱窟。主室为纵券顶的中心柱窟。券顶中脊壁画仍以天相图为主要题材,但出现简化的趋势,同时出现须摩提女请佛的因缘故事新题材。券顶左右侧壁菱格本身故事仍流行,但出现山峰为平顶的新形式。此时因缘故事画成为券顶侧壁的主要题材,并出现以塔为主要背景的新构图形。主室正壁龛外,出现降六师外道,菱格本生和菱格因缘等新内容。主室前壁门上的半圆形壁面上,出现降魔、鹿野苑初转法轮等佛传题材。后室和左右甬道侧壁出现阿阇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释迦三道宝阶降世间、八王争分舍利等许多新题材。立佛像成为甬道壁画的主要题材,后室和左右甬道壁画内容显著增多,有前室的中心柱洞窟,绘画出高大的立佛像或大幅的说法图,也是早期洞窟所不见的内容。

晚期洞窟:约为7~8世纪开凿或修建。洞窟类型同于中期,但规模变小,形制和绘塑内容都趋于简化,显示出衰落的趋向。中心柱洞窟主室以券形顶为主。券顶侧壁绘坐佛、塔中坐佛、千佛成为主要壁画题材,少数菱格仍绘因缘故事。后室和甬道侧壁也以塔中坐佛或千佛为题材,多数洞窟的后室已不见涅槃像。主室顶部、侧壁和甬道均绘塔中坐佛或千佛,是晚期中心柱窟最突出的特点。晚期新出现长条形平面的小窟,多是利用以前改建僧房窟遗留下的门道建成,一般都没有凿龛塑像。

克孜尔石窟早、中期以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壁画,集中表现释迦的本生、本行和教化的事迹,这是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具体反映。与文献史籍所记载龟兹行小乘佛教的史实相符。晚期壁画出现大乘佛教的千佛一类的题材,说明大乘佛教对龟兹佛教的影响逐渐加深,而这种影响应来自于盛行大乘佛教的于阗和中原地区。

二、库木吐拉石窟(库车)

位于库车县城西约30公里的确勒塔格山麓。东经82°40'50",北纬41°42'25",时代约为公元5N11世纪。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群分布在渭干河谷东岸的山麓或断崖壁上,主要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其中北区洞窟较为集中,已编号洞窟为80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者为半数;南区(又称沟口区)洞窟分散在河东岸的几条沟谷内,已编号的洞窟有32个。石窟的开凿年代,据现存洞窟的形制、壁画的体裁和风格,并结合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数据相比较认为,其始凿年代及延续凿窟年代为公元5~11世纪,稍晚于克孜尔石窟,两者的年代交错相接,但是库木吐拉石窟其废弃的时间也比克孜尔石窟稍晚些。库木吐拉石窟大体也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石窟:年代约为5~7世纪,洞窟形制主要是中心柱和方形的佛殿窟。中心柱窟平面作长方形,主室多为纵卷顶,正壁两侧凿有通道分别连接后室或后甬道。中心柱正壁凿一大龛或四壁各凿一小龛,方形窟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后部设方形低坛,窟顶为穹窿形。新发现的南区第20、第21窟,为两个毗邻的平面方形的穹窿顶窟。第21窟平面为横长方形。后部地面有低矮的方形坛基,门道两侧各凿一圆拱形深龛。方形坛基上佛像已毁损,坛的正面两侧各塑一尊狮子,门道右侧龛中塑有禅定印坐佛一身,座前亦塑双狮。龛的后壁、侧壁的众魔怖佛题材的壁画保存较好。早期洞窟的壁画题材、布局和风格等,与克孜尔石窟中期洞窟十分接近,显具龟兹佛画艺术风格。中心柱窟的主室券中脊绘日天、月天、金翅鸟、立佛等组成的天相图。券顶侧壁是以菱形山峦为背景的佛本生故事画或因缘故事画。主室侧壁多绘方形构图的因缘佛传,后室绘以涅槃为中心的佛传内容。方形窟的穹窿顶分隔成条幅状,绘立佛或立菩萨。侧壁多绘佛传故事。

中期洞窟:年代约为8~9世纪。洞窟形制主要仍是中心柱和方形的佛殿窟为主。这时期的方形窟的窟顶多作纵券顶。在壁画题材和绘画风格上,此时出现了新情况,即除延续具有龟兹本土特点的早期洞窟外,还出现了同中原地区唐代石窟相近似的洞窟形式。后者的中心柱窟的主室两侧壁为通壁一铺的大幅经变画,内容有药师变、净土变等,其构图形式、人物形象、线描技法及敷彩特点等,均同中原地区唐代风格相接近。榜题也出现了大量的汉文书写。窟顶多绘莲花、团花、茶花、云头等中原风格的图案。中心柱窟甬道、后室侧壁绘有立佛、立菩萨像,像旁题为汉字书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等。同时,这类洞窟中还出现了当时中原地区所流行的千手千眼观音等密宗形象。中期石窟的中原地区的佛画题材和艺术风格,表明唐代中原佛教艺术对龟兹佛教艺术产生过强烈影响,并曾有不少来自汉地的画工在洞窟内绘制佛画。现存窟内保存的汉人、汉僧的题名刻字等,均客观地反映了唐代安西都护府驻节于此地的历史事实。

晚期洞窟:时代约为公元10~11世纪或稍晚。这一时期正值高昌回鹘王国管辖至龟兹时期。如北区的第75号洞窟,是个平面呈方形的平顶小窟。正壁画一持钵高僧坐像,像下有汉文墨书经文一方,高僧两侧及其下部,有天道、人道、阿修道、饿鬼道、牲畜道、地狱道等六道画面,榜题上有汉文题字。左右侧壁下方为供养人行列,其中一列世俗男女供养人像,着回鹘服饰,榜题用汉文书写“骨禄思力”等回鹘人题名。北区的第79窟,是利用一个平面方形的穹窿形顶洞窟而重绘的壁画,洞窟内中央方形柱状高坛,正壁绘回鹘僧人和世俗供养人像,窟门右侧前壁绘出世俗男女供养人像一列,均着典型的回鹘服饰,像旁用汉文和回鹘文并列书写题名,像上方又有龟兹文题名。汉文题名中,有“颉利思力公主”等。三种不同民族文字合璧书写供养人榜题,不仅为洞窟断代提供了依据,也为龟兹文使用年代的下限,提供了参考资料。

三、克孜尔尕哈石窟寺(库车)

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西北,盐水沟口东部的却勒塔格山麓。东经82°54'10",北纬41°47'50"。开凿时代:晋一唐代,1957年1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洞窟依山势而分东、西、北三面开凿于崖上,崖下有一条已干涸的小溪。现存洞窟52座。保存较完整的洞窟38个,有残存壁画的洞窟11座。其开凿的时代,约在克孜尔石窟的一、二期内,废弃的年代稍晚,约在高昌回鹘时期的前一阶段。洞窟类型与形制,以及壁画的题材和内容等方面与克孜尔、森木塞姆石窟大体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第25号窟中保存大量的龟兹文题记,具有龟兹石窟的断代意义,第11号窟中的龟兹武士供养人壁画,第14号窟中的“八王分舍利图”,第31号窟中飘逸的飞天等,其色彩、画风,甚示妙手丹青的龟兹壁画的艺术风格。

四、森木塞姆石窟(库车)

位于库车县东牙哈乡克里西村西北的确勒塔格山麓。东经83°09'30"、北纬41°51'52"。开凿时代:约为公元5~8世纪。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区域内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流经的小溪,绝大部分的洞窟开凿于溪水两岸的山峦坡地,位置成组而疏落分散。适当石窟区的中部的山丘地,有一处范围较大的地面佛寺遗址,尚残存有石膏地面,散露地表有残破的陶器、玻璃器、钱币等文化遗物以及一块长方形的石碑基座。整个窟群按地理位置的划分,可分为北、南、东、西、中五区。

森木塞姆石窟已编号的有52个洞窟,其洞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的佛殿式的礼拜窟和僧房窟类型。中心柱窟22个,方形窟21个、大像窟2个,完整的僧房窟1个,洞窟残毁坍塌,窟形不明者有6个。其洞窟的绘画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等大体与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相同,只是石窟群体的数量少于前者。但是从洞窟组合关系看,森木塞姆石窟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森木塞姆石窟僧房窟少,如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几个僧房窟集中在某一中心柱窟周围的组合就没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僧房窟相组合的例子仅见于48~50窟。多数中心柱窟集中成组的见于27~33窟。有的中心柱窟周围,凿有方形窟,构成中心柱、方形窟的组合,如第11窟的大像窟附近,开凿有一批较小的方形窟,中心柱窟的第5号窟两侧也凿有方形窟。方形窟两窟并列成组的例子见于37~38窟。上述几种不同洞窟窟形制的组合关系,只是依据各类洞窟所在地理位置相组合的,即不同类洞窟或同类洞窟位置相邻,窟口方向基本一致。

五、玛扎伯赫石窟(库车)

位于库车县牙哈乡玛扎伯赫村西南,东经83°12'45",北纬41°46'50"。时代:公元7~9世纪。1957年1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残存的编号洞窟有34个,分布于东、西、北三个区域。其时代约同于村北却勒塔格山麓的森木塞姆石窟。34个洞窟坍塌和人为破坏较严重,洞窟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穹窿顶的佛殿,亦即礼拜窟和僧房窟。壁画极为残破,其题材、内容和风格均与森木塞姆石窟雷同。

石窟附近有大面积的遗址,曾出土模制的陶质和石膏的模范,有供养人和佛的塑像制品,以及火葬的舍利罐等遗物。

六、阿克塔什石窟(拜城)

石窟位于拜城县黑英山乡东南6公里,阿克塔什山麓。东经82°41'34"、北纬42°08'06"。

石窟依山开凿,旁临阿勒吞阔什河。在高于地面约30米的“凹”状山头,保存有一个坐北朝南的洞窟和土筑的墙垣院落遗址。现存洞窟5座。洞窟建筑平面呈方形,横券顶,有的窟室保存有炉灶遗迹,这组洞窟为僧房或禅室。

山下尚保存有地面的佛寺遗迹,并有人工凿出的甬道和山上僧房院落相通。附近还有僧房建筑遗址,僧房平面方形、横券顶,有炉灶和明窗。


七、七个星石窟(焉耆)

又名七个星千佛洞。位于焉耆县七个星乡南偏东约8公里,霍拉山东麓山前地带的一道山梁的山腰处。东经86°20',北纬42°26'39"。时代:唐。1957年1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本世纪初,该千佛洞已遭外国人破坏,揭去了大量精美壁画。解放以后,中外史学工作者多次来此调查研究,并不断对仅存的几处洞窟进行维修、保护。

洞窟有11个窟,多数面西或西南,个别面东,目前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坍塌。洞内佛像无存,唯有安置佛像的基座或柱孔。壁画也已破坏厉害,现仅存2、3、5、7号窟内,尚存少量的壁画。图案有朵云纹、缠枝纹、变形菱形纹及乐伎(?)或小千佛(?)像等。洞窟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纵券顶单室窟,另一种为前室耸卷顶,较高大,左右有甬道,甬道后为后室,呈横券顶隧道状,较为矮小,所形成的中心柱呈长方形。2号窟的门前修出一平地,两侧修凿山体和砌筑土坯围墙,7、8等号窟的门洞上方有佛龛和泥塑佛像残迹。

1981年曾在7号窟前堆积土中发现有一枚开元通宝钱币、佛残饰件及小佛像等。

八、沙依拉木石窟(乌什)

又名“英阿瓦提乡石窟寺”。位于乌什县英阿瓦提乡境内,东经79°17'02",北纬41°27'28",时代:晋一北朝。

石窟寺位于英阿瓦提乡政府驻地西北约23公里的沙依木塔格山麓。英阿特苏河、臻丹河交汇自沙依木塔格山口南流,石窟寺坐落于河流的东岸。地面的佛寺建筑遗址面积不大,平面呈长方形,约30平方米,佛寺遗址曾多次经过人为的破坏,陶器残片、石膏质的装饰物,木炭等露于地表。
石窟开凿于山崖,窟前通道等建筑遗址都没能得到保存,只是洞窟的建筑形制基本保存完整,所凿洞窟内面积均小,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圆拱形的券顶,临崖均有向西开的小门,门的遗迹明显,但都没有门的木构件,洞窟墙壁大都保存有麦草拌泥的墙皮,墙面粉刷白灰,有少数的洞窟残存有局部的壁画,颜色有黑色、石青、石绿、赭红色。现存洞窟14个,形制如下:

1号洞窟:平面呈长方形;窟内长约2.1米,宽约1米,高约1.7米,生土墙壁抹一层麦草泥皮,门遗迹坍塌。

2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圆拱形券顶。窟内长约2.7米,宽约1.9米,高约1.8米,门宽约1.4米,生土墙壁抹麦草泥,砑光后刷白灰,残存壁画中仅见红色,烟熏。

3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圆拱形券顶。窟内长约1.9米,宽约1.2米,高约1.1米,门宽约1.2米。

4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圆拱形券顶,窟内长约1.7米,宽约1.1米,高约0.8米,门宽约1.6米。

5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平顶,北壁有凹形的浅龛,窟室长约4米,宽约3.8米,高约3米,壁面保存有麦草墙皮,门宽约1.3米。

6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圆拱形券顶,窟室长约4.3米,宽约2.8米,高约1.7米,墙壁残存壁画遗迹,门宽约1米。5号洞窟和6号洞窟之间有通道相连,但是都有各自的门遗迹。两窟位于石窟群据中位置。

7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平顶。窟内长约2.8米,宽约1.5米,高约1.3米,门宽约1.6米,窟内北壁凿有一个小龛,墙壁麦草泥皮刷的白灰面,烟熏严重,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壁画痕迹。

8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券顶。窟室内长约2.1米,宽约1.4米,高约1.4米,门宽约1.8米。生土墙壁保存有麦草泥皮。

9号洞窟,洞窟坍塌较严重,形制不十分清楚,仅残存龛形遗迹,长约3.1米,高约1.3米。

10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券顶。窟室长约2.8米,宽约1.4米,高约2.5米,窟门部分坍塌。

11号洞窟:仅残存一个小龛。

12号洞窟:坍塌、存一小龛。堆积中有壁画残片。

13号洞窟:平面长方形,券顶。窟室长约3米,宽约2.4米,高约1.2米,门宽约1米。

14号洞窟:为大型洞窟。平面长方形、纵券顶,长约8米,宽约6米、高约1.9米,门宽约1米。该洞窟墙壁没抹麦草泥皮,洞窟且深,并位于后沟的悬崖绝壁处,很可能是储藏室。

九、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

位于吐鲁市东北40公里的火焰山中部木头沟河谷内。窟群散布在河谷西岸1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保存壁画总面积1200多平方米。

1982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柏孜克里克石窟群始凿于麴氏高昌国(499~640)时期,遗址中发现过写于高昌建昌五年(559)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这一时期的洞窟有9、18、34窟,均已经过后代重修重绘,只有18窟甬道、隧道上部还保存着早期的壁画,顶部缓斗四式平棋图案,侧壁绘千佛,色彩以石蓝、石绿等冷色为主。唐西州(640~9世纪中叶)时名叫“宁戎寺”,这个时期开凿的洞窟有16、17、28、69窟,其中28窟在11世纪经过重修重绘。这里壁画的内容有《西方净土变》、《涅槃经变》、千佛等题材,大量使用石绿,是其用色的一个特点。17窟的男供养人像身穿长袍,头不戴冠,身后垂一条长绢,这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突厥叶护可汗“身蓍绿绫袍,露发,以1丈许帛练裹额后垂”的记载完全相符,是一幅有关突厥人形象的珍贵画面。贞元二年至六年(786~790)间,唐北庭大都护兼伊西庭节度使杨袭古曾为宁戎寺重修寺院。回鹘高昌国(9世纪中叶~13世纪)时期,宁戎寺成为王家寺院,历代高昌王大都在此建有洞窟。最初回鹘人仍然信仰摩尼教,38窟正壁绘三棵树,树下有身穿白色衣服的摩尼和尚与尼姑,是仅存的一个摩尼教洞窟。属于10~11世纪的洞窟以15、20、31、33等窟为代表,壁画题材流行《儒音受决经变》等宣扬释迦牟尼前生无数世如何诚心供养前世佛终于自身成佛的本生因缘故事,以及塑绘结合的《涅槃经变》,这是回鹘高昌强盛时期最高统治者思想意识的体现,他们生前享有荣华富贵,还幻想着死后能够成佛。属于12~13世纪的洞窟有39、40、42等窟,表现成佛思想的题材大幅度减少,代之以各种坐佛、立佛、供养菩萨像、以及《千手千眼现音变》等各种观音经变故事,这反映了回鹘高昌由强盛进入衰弱时期最高统治者思想意识方面的微妙变化,由幻想成佛转变为求佛保佑。13世纪末,高昌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衰落为民间寺院。

15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异教冲突中遭到毁灭。

除了大量供人瞻仰礼拜的礼拜窟外,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还有禅窟、僧房、纪念窟等。10号窟就是专供出家僧人静坐修行的禅窟,主室是一个在崖壁内凿出的大型长方形券顶窟,窟内一周开凿出八个小禅室。僧房是僧侣生活起居的住所,多有卧榻和烟囱遗迹,35、36、37窟等是由僧房改造成礼拜窟的,内壁留有长期烟熏使用的痕迹。82、83窟是10~11世纪期间为纪念著名高僧而建造的纪念窟,包括前后两室,前室绘制壁画,后室存放着僧人经火烧后的残余骨烬(即舍利)。宋《王延德使高昌行记》中记载:“(高昌)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82窟前室壁画真实地再现了上述春月遨乐于寺院中的情景,画面中鸟飞蝶舞,杏花怒放,两个僧人左手持弓右手控弦,正在明媚的春光里射物禳灾。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洞窟型制,主要有中心柱式、长方形纵券顶式、方形穹庐顶中堂带回廊式三种类型,其余大抵是由此派生演变出来的。大型洞窟主要开凿修建于麴氏高昌和回鹘高昌强盛时期,可见窟形的大小除与施主的身份、财力等因素有关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时代的烙印。建筑工艺主要有在崖壁内凿出、在崖壁内凿出后加用土坯券砌、完全使用土坯在崖前三种形式。早期洞窟都是在崖壁内凿出的,后来只用于小型洞窟,这是由于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开凿出来的大型洞窟容易坍塌,产生了使用土坯砌加固的工艺,有的整窟券砌,也有利用生土壁仅在顶部加用土坯券砌等形式的局部券砌。完全使用土坯在崖前券砌最早出现于唐西州时期或稍晚,流行于回鹘高昌时期。遗址中出土斗拱等许多木结构建筑物构件,碳14测定结果距今约1500年,表明中原地区的木结构建筑工艺与当地传统的土建工艺在这里长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洞窟前面原有着华丽的木结构建筑物。

本世纪初,俄、德、英、日等外国探险家的脚步接踵而至,致使大批各种古代文字的经卷和精美的壁画流散海外。

建国以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受到妥善的保护。由于历代重修改建的结果,现存洞窟绝大多数是回鹘高昌时期的遗存。举世公认,这里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最重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宝库。回鹘高昌早期壁画是窟群中的精华,构图严谨,线条流畅自然,画风富丽、庄严,人物造型丰满,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是莫高窟唐代画风的延续。

《儒音受决经变》等本生因缘故事画,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题材,与其构图形式相同或近似的画面,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对于研究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十、吐鲁番雅尔湖石窟

位于吐鲁番市西10公里,交河故城西部,地处盐山亚尔乃孜沟中,时代:公元5世纪前后。1957年1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洞窟开凿在崖体上,洞窟编号7个,其中二个窟保存有150多平方米壁画。五号窟门东侧壁有红色汉文题记数行,其中两行谓“乙丑年十月二十日……到此西谷寺”,可证古称“西谷寺”,应是缘位于交河城西沟谷中而得名。四号窟有男女回鹘供养人像和回鹘文榜题,是回鹘高昌时期绘的,破损处可见清晰的双层壁画痕迹,七号窟顶部绘装饰意味甚浓的净土宝池,碧绿水面排列大朵莲花及其变体图案,空隙处插绘鸭、鹤等水鸟,化生莲花中的菩萨和童子悠然漂浮于池中。四壁满绘千佛,一种穿园领通肩式袈裟结跏趺端坐华盖下,一种著双领下垂式袈裟坐于图案化的菩提树冠下,间隔排列,俯莲座莲瓣宽厚,两手露出相握置腹前,大量使用石蓝、石绿,呈冷色调子。窟群东西集中在65米的范围内,是一所完整的寺院,排列紧凑,布局统一,有共同的窟前建筑,是一次开凿成功的,洞窟都是在崖壁内凿出的长方形纵券顶窟,数量虽少,但窟形高大,气度不凡。四号窟高4.2米,纵深约20米,与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石窟相比,规模之大较之北凉流亡政权、麴氏高昌国、回鹘高昌国王室修建的洞窟毫无逊色。

公元前108年至公元450年交河城是盆地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车师前国的都城,此后降为高昌国一个郡,唐朝是交河县,完全失去了昔日的中心地位。雅尔湖石窟的开凿年代在车师前国时期。有关车师前国信仰佛教的文献资料,最早见于前秦高僧道安《摩诃钵罗般若波罗密经》序:“会建元十八年(382)正,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胡本《大品经》一部”,说明当时佛教已是车师前国的国教。车师前国自442年起遭北凉残余势力连年攻伐,城外“西谷寺”的凿建应在此之前。六号窟后壁残存浮塑佛像背光,尚未涂彩,有的窟内刷白灰画出红色边框线,也未及绘制壁画,这些现象说明窟群可能建于车师前国晚期,约在5世纪初前后,全部洞窟绘画彩塑非短期所能完成,不久亡国,重心东移,窟群遂被长期冷落,烟火时断时续。七号窟壁画应与四号窟内壁画同时,是窟群始凿时绘制的。碳14测定结果:四号窟壁画重绘年代为距今1150±70年,内层壁画为455±50年;七号窟壁画年代为490±50年。

十一、吐鲁番吐峪沟石窟

位于今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是吐鲁番地区最早开创的一处石窟群,西距高昌故城10公里,东南距柳中故城(今鄯善县鲁克沁乡)15公里,即《西州图经》中的丁谷寺。时代:公元5世纪左右。是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窟群散布在吐峪沟两岸断崖上,现存洞窟40多个,其中有10几个存有壁画。内容丰富保存最好的是44号窟,平面呈方形,平顶,中间凿出隆起的圆形藻井,藻井中心浮雕与绘画结合组成一朵倒置的莲花,周围辐射条形幅分层绘立佛和坐佛像,藻井外绘环形分布的千佛,四壁壁画分三层:上部二分之一绘千佛,各壁中间插绘一幅一佛三菩萨式说法图;中层绘本生、因缘故事;下层绘

三角纹等几何图案。本生、因缘故事画内容丰富,环窟内一周分格绘制,一格一画,连续排列,总计20余幅。南壁后起第一幅绘《莲花夫人缘》,乌提延王得莲花夫人,生五百卵,大夫人掷河中,下游萨耽菩王得之分于五百夫人,一卵产一子,长成五百力士攻乌提延王。乌提延王请教于仙人知为已子,乃谢罪于莲花夫人同至军前,五百力士手不能举,仙人指点认识父母,后皆成佛道。后壁南起第二幅是《婆罗门妇害姑缘》婆罗门妇欲害婆母,骗丈夫做一大火坑,将母推下,母落台阶未被烧着,回家路上巧得财宝,婆罗门妇信为缘升天而获,求丈夫为已做火坑,结果烧成灰烬。画面情节与《杂宝藏经》相应内容完全相符,榜题全用汉文,粉本当是依据汉译《杂宝藏经》创作的。《杂宝藏经》10卷,是北魏时西域僧人吉迦夜与昙曜合译。《历代三宝记》卷八记:“宋明帝世西域沙门吉迦夜,魏言何事”。公元465~472年宋明帝在位,吉迦夜的活动年代当在此前后。一个人得到社会承认大抵总要在50岁之前,假定吉迦夜465年时50岁,则450年时只有35岁,译经需要时日,依据佛经创作粉本再绘之于洞窟,也需岁月,则44号窟开凿绘画的年代不会早于450年,退一说也必然在北凉流亡政权西迁(442)高昌之后。44号窟壁画以赭红作底色,呈显强烈的暖色调子,采用凹凸法晕染人物,年久色变,面部形成白鼻梁、白眼睛,即所谓“小字脸”,这些显著特征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相同,题材、布局也非常接近。著名的《尸毗王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同见于二个窟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容置疑。高昌郡时期两地长期同属一个政权管辖,文化艺术的统一性是自然的;此后分属于不同的政权管辖。高昌国时期(460~640),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明显增强,完全改变了北凉画风。北凉统治者在河西地区开窟造像不遗余力,举国西迁后大批画工及其佛教艺术随之而来。高昌城所出《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记载,445~449年且渠安周在城内建寺造佛,历时五年始成,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吐峪沟石窟出土过《岁在已丑(449)凉王大且渠安周供养经》等且渠安周供养经卷,44号窟很可能是且渠安周继高昌城内气势雄伟的寺院竣工之后,在灭车师前国,统一盆地元气稍复的情况下兴建的又一功德,完工在460年之前。44号窟不是窟群中现存最早的窟,我们就保存有壁画的洞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出五个碳14数据,最早的一个树轮校正年代距今1710(+85、-120)年(半衰期从1950年算起),即公元240年前后,时代偏早,计入误差120年当公元360,可作为吐峪沟石窟开创于高昌郡时期的一个佐证。属于高昌郡时期的洞窟还有1、40、42窟,壁画题材有图案化或装饰意味浓厚的净土、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比丘禅观图、千佛像、一佛二菩萨式说法图、列佛、供养菩萨、装饰图案等等。当时苦行禅修之风盛行,禅窟的大量存在是一个突出现象,其中的比丘禅观图具有显著的特色。1窟和42窟是专供出家僧人静坐观像的禅窟,形制完全相同,长方形纵券顶主室周围开凿小禅室,42窟主室顶部和侧壁上下分层左右分格绘制禅观图,这些禅观图大同小异,主体是树下坐禅观像的比丘,区别主要是所观景物不同,有宝珠、火宅、树叶等等;1窟残存有《快目王施眼》等本生、因缘故事画;两个窟内正壁绘制完全相同图案化了的《净土化生》,画面以水涡纹作边框划成方格,每个方格中间绘一棵宝树,树下两侧是开合不同的莲花,内有化生童子。画工将净土宝池图案化,达到了将信徒们祈愿的“莲花化生”视觉化的艺术效果。苦行禅修,往生净土,反映了高昌禅学的宗旨,立意鲜明。比丘禅观图独具特色,为禅僧树立仿效的榜样,宣扬禅学,在其他地区很少见。42窟东壁北端小禅室内所绘禅观图,两个比丘分坐树下相对观望站立中间的一身裸体女子,表现的是禅学中的“不净现”。佛教戒律,首为禁欲,“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儒家礼教也直言不讳的这一男女之间的自然关系被视为邪恶罪过,对异性“观身不净”,一心想象女人身体各部们各器官的污秽,从头到脚无一处不肮脏,只是一堆骷髅,这对从精神上寻求自我解脱的禅僧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旦看破红尘,也即达到了觉悟。1、20、42窟分别相距约1公里,与礼拜窟、僧房等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窟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这种布局习见于龟兹,在内地石窟中甚为少见,它是高昌佛教早期盛行禅学的反映,每一个单元是一所完整的寺院。面对这些遗迹可以浮现出昔日吐峪沟内佛寺林立的壮观景象。

高昌国时期,吐峪沟石窟成为王家寺院,国王也纷纷为寺院抄写经卷。遗址中出土过高昌王麴乾固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残卷,跋云:“延昌三十三年(593)癸丑岁八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麴乾固……又愿七世先灵考妣往识。”英人斯坦因所得《般若波罗蜜经》残卷是麴乾固在延昌39年做的又一功德。这一期间出现了一批大型中心柱式洞窟,壁画题材反映小乘教忍辱牺牲累世修行思想的本生故事消逝,流行千佛,以及一佛二菩萨式说法图、列佛、菩萨像,新出现了人物众多带有故事情节的新布局。2号窟甬道和隧道的侧壁及窟顶均绘千佛,以红、蓝、绿等色依次循环排列,色彩浓重,佛著圆领通肩式袈裟,坐俯莲座上,莲瓣浑圆宽厚,头顶有华盖或图案化的菩提树冠,相间排列。以西域式凹凸法晕染脸部,注意到按人体结构关系来表现明暗,立体感很强。各壁中间是否插绘有一佛二菩萨式的说法图,因壁画脱落不详。12号窟顶部绘斗四式平棋图案,中心方井内浑厚饱满的莲花格外醒目,晕染细腻,由浅入深,层次分明,是图案中的佳作;甬道和隧道侧壁分层分格连续绘制一佛二菩萨式的说法图,佛端坐于图案化的菩提树下,画工于类同中求变化,胁侍菩萨手势不同神情各异。38窟顶部也是斗四式平棋图案,甬道和隧道侧壁绘千佛与菩萨相间排列,佛著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袒上身饰璎珞环制,色调古朴,粗犷豪放。前室壁画也较好地保存下来,诸壁分层分格绘制有故事情节的说法图,构图有一定格式,佛端坐中央,众菩萨、比丘围绕,内容由两侧下方特别是佛面向一方的人物表现,各铺之间不设明显区界而以人物背向划分。南壁端中层一铺,释迦牟尼佛端坐中央,左手举钵,周围众弟子菩萨环绕,释尊面向的右下侧绘三身裸体小儿,第一个俯身趴在地上,第二个踩在第一个儿童的背上,第三个骑在第二个的脖子上,双手捧物举向佛所持钵中,画面内容表现的是《阿育王起塔因缘》。《阿育王经》卷一描述,释迦牟尼佛时住王舍城,一天持钵同众比丘入城乞食,路中有二小儿在沙中游戏,一名者耶,一叫毗者耶,见佛身32相,遂一心念佛捧沙供养。者耶“以沙为糗捧内佛钵”,发愿:“以此善根当令我为一缴(伞)地王于佛法中广作供养。”佛知其心告阿难:“此儿者我入涅般百年后,当生波吒利佛多城王名阿育,为四分转轮王信乐正法,当广供养舍利起八万四千塔饶益多人”。后者耶以此因缘转生阿育王,果然起八万四千塔供养舍利,弘扬佛法。画面形式与说法场面相似,显然由说法图演变而来。构图没有拘泥于佛经字句而绘作三个小儿,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主题,创作颇具匠心。碳14测定结果:12窟年代为公元470±70年,树轮校正为620(±30-60)年,与洞窟内容显出的时代特征相符,是6世纪麴氏高昌时期修建的洞窟。

吐峪沟砂岩、沙砾层多,质地松散,容易坍塌,历经约200年的实践,这一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今天有的洞窟仅存痕迹孤悬崖壁。因此,麴氏高昌王室又在木头沟内开创了柏孜克里克石窟,即《西州图经》中的“宁戎寺”,吐峪沟石窟的发展日过中天。本世纪初吐峪沟口发现的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记载:“由于寺院圮毁无主,我安姓僧我土都木萨里加以修整,使其重新成为一座寺院。为了寺中众僧吃用所需,特把我的财产……捐施给寺院。”38窟甬道和隧道顶部明显经后人补修照原样描绘。在窟内采集脱落泥皮中的麦草进行碳14测定,树轮较正后年代为公元950(±45~90)年,很可能是土都木萨里修整的一部分,时间在10~11世纪。此后日渐衰落。

十二、吐鲁番胜金口石窟

位于吐鲁番市东40公里的火焰山南麓木头沟出口胜金口东侧的断崖和台地上,由一片遗址组成,南北绵延2公里,其中至少有五座完整的寺院遗址,殿堂高耸,院落完整,布局清晰可辨。南面约5公里处坐落着著名的高昌故城。面对这片遗址,眼前犹可浮现出昔日胜金口一带寺院林立,佛塔相望,一派繁荣的佛国景象。1957年1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狭义所说的胜金口石窟,位于遗址的北端,实际上是两座各自独立的窟寺。北边一座开创较早,3号窟是中心柱式主窟,前室南壁上层残存一幅经变画,中间是一座六角形双层圆顶高塔,顶上以莲花承托塔刹,透视合理,气势雄伟,下方绘有长廊及水上亭榭,从残存壁画看大量使用石蓝、石绿,其冷色格调及画风与柏孜克里克18号窟相似,约建于公元6世纪;2号窟是长方形纵券顶窟,整个窟顶以写实手法描绘了一架葡萄,苍藤蔓延,硕果累累,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4号窟也是一座长方形纵券顶窟,两侧壁绘画各种树木,树冠侧上方绘有正收翅投枝的小鸟,这一动姿传神的瞬间,反映出画工对大自然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艺术上的造诣,由于颜色剥落,画面出现一种木刻版画的风格。南边的窟寺壁画保存下来的不多,从画风分析是回鹘高昌时期的作品。

十三、吐鲁番拜锡哈石窟

位于吐鲁番市胜金乡木头沟村南面火焰山北坡一条小沟壑中,约开凿于公元10世纪,是回鹘人修建的洞窟。1999年10月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有10余个洞窟,五个洞窟保存有壁画,维吾尔语“拜锡哈”意即五个洞。窟群的主窟3号窟是一种小型中心柱式洞窟,有回鹘供养人像和回鹘文榜题,前室顶部绘月天及其眷属,东壁通壁绘《维摩诘经变》,表现了“问疾品”、“不可思议品”、“佛国品”等几个品的许多情节。

十四、吐鲁番七泉湖石窟

位于火焰山北坡七泉湖水库西面一条小沟壑中,地属吐鲁番市胜金乡。窟群开凿于公元5世纪,相对修建在沟壑的两侧。时代:晋一唐。东经89°35'24",北纬42°57'18"。1999年10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洞窟10几个,保存有壁画的5个。1号窟除规模较小外,窟形及壁画题材、布局、画风与柏孜克里克18号窟相同。中心柱正面塑像,余三面绘一佛二菩萨式说法图,胁侍菩萨端庄健美,晕染注意解剖结构表现其明暗关系;与早期突出强调美不同,出现追求肌肤丰满圆润富有弹性之质感美的倾向。现残存有说法图的下部,人物众多,色调深沉,构图与吐峪沟38窟前室壁画类似,可能也是有故事情节的说法图。

十五、鄯善苏贝希石窟

位于鄯善县吐峪沟河西陡壁上,共有5座,个别洞窟顶部坍塌,不见壁画。东经89°43'28",北纬42°53'32"。

石窟是在山体陡壁开门,向内开凿,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平面,窟顶有覆斗形状,有的窟门一侧开小窗。其石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相同,是晋唐时期的石窟。

十六、哈密庙尔沟石窟寺

位于哈密市黄田农场上庙尔沟村西约200米,地处东天山南麓沟地带的一座小山南坡,是7~12世纪的佛教寺院遗址。东经93°56'44"~93°56'45",北纬42°53'48"~42°53'49",海拔1090米,1999年10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寺坐北朝南,依山势凿出窟体后,再用土坯砌筑成形。窟内壁表层抹有3厘米厚的花泥,然后涂以白灰面,上绘壁画。现存的5个石窟为东西向排列,窟顶为残塌。从残迹看为穹隆顶,近顶部的圆角处还残留有小块的壁画,为棕、红、绿、白四色,窟内佛像仅残存上身和腿部。5个洞窟由东向西分别为:

1号窟:残高13米,宽7.8米,长7.4米;
2号窟:残高11.6米,宽6.8米,长9.8米;
3号窟:残高11.5米,宽6.3米,长5.2米;
4号窟:残高9.5米,宽6.7米,长5.6米;
5号窟:只残存底部。

另外在窟顶小山上,还有后来人们以土坯和卵石砌成的房屋遗迹,残墙一般高2.5米,面积约3米见方。北坡还留有依坡而筑,砂土夯成的1米厚的护墙,残高2.6米,长约40米。并发现几块青灰色的瓦当片和一些褐色陶片,陶质均细腻,内饰布纹、有模制和轮制两种。石窟寺于1904年沙木胡索特回王统治时期拆毁。

十七、吉木萨尔西千佛洞

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西南5公里,乌奇公路南1公里处。东经89°7'13",北纬44°58'22"。佛洞具体坐落在天山山脉北坡的土丘山涧地段,土丘东西走向,佛洞遗址即在此山丘东侧,东临一条山沟,有泉水流淌,经1988年文物普查确认,现存遗址为清代晚期至民国,但最早修建可能始于唐代。1984年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公布为州文物保护单位。

西千佛洞是天山北麓较负盛名的古刹,曾列为吉木萨尔县历史名胜的八景之一。原建筑面积约20余亩。洞窟劈山凿建,座西面东;在离山丘顶部4.5米的黄土层处,向内挖掘而成。修复前残存两个“凹”形互套的洞窟。外层洞窟深9.30米,南北长13.50米,宽1.55米,有左右相通之拱形砖砌洞门,宽1.3米,高1.90米。洞中央靠东壁的土台上有一身头北足南,面西而卧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身残长7米;两侧佛龛内的十八罗汉塑像尽皆捣毁,壁画也均被破坏。内层洞窟在外层洞窟中部,深4米,长7米,宽与高度与外层洞窟一样。此洞中部为观音像,两旁为文殊与普贤塑像,也都被毁;壁画同样遭毁坏,洞窟外的平台地面上遍布建筑构件、瓦当等遗物,该洞窟对研究晚期佛教史,有一定的价值。

西千佛古洞建于何时?历来传说不一。一说为东汉车师国王兴建的避暑胜地,(约公元60年);一说为贞观六年(632)西突厥在此修筑的佛刹;一说为贞观十四年(640)所建的应运太平佛寺等。

公元18世纪50年代,清朝历康、雍、乾三朝70年而征服准噶尔(即明代的瓦剌)后,千佛古洞才重见天日。此后至1967年6月,在近200年间又经历了四建四毁的灾难。

乾隆三十五年(1770)后,有一名为“心月”的和尚在卧佛洞窟前修建大佛殿一座,后又建“定湘王庙”于其右,可惜这些建筑在战乱中都被焚毁。同治年间官民曾集资再次修复,不久新疆十年大乱,千佛洞第二次遭兵燹而毁坏。光绪四年(1878),随左宗棠进疆的一位张姓湖南道士至吉木萨尔,经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足迹遍及北疆各地,又第三次重修了千佛洞,除恢复原来的建筑外,又从佛殿的西面到西南面增修了玉皇阁、金刚殿、王母宫、三清观等。至此,实现了庙,观、殿、阁四体统一的建筑群,全部建筑面积占地20余亩,僧道30余人,牲畜四百余头,并备有五套马车,3套牛车,寺庙有自种耕地。每年阴历五月二十八日的王爷庙会,六月六日昆卢遮那佛的晾经会,成为北疆各地善男信女及民众的文化盛典和经商闹市。可是,这种盛况延续不到百年,民国22年(1933)的阴历九月,马仲英部下陈清裕围攻孚远(吉木萨尔),一把大火将千佛古洞付之一炬,千佛洞三遭劫难,僧道逃离,暂时荒废。民国35年(1946),吉木萨尔县汉族文化促进会开始第四次重修,历时六年,终因经费困难,仅修复了大佛殿、天王庙、定湘王庙三处及部分厢房约四十余间,为原建工程的三分之一,且质量不高。1967年6月“文革”时期以破“四旧”为名,千佛洞彻底捣毁;寺院长期珍存的三藏佛经及其他名贵手抄本书籍上千卷,全国名胜古刹挂图八十余幅,还有千佛古洞图志、各类佛教塑像、雕像等,全部被拉到县城十字路口砸碎烧光。从此,千佛古洞第四次遭残酷彻底的毁坏,成了瓦砾成堆的废墟和牧民的羊圈。

从1991年开始,吉木萨尔县再次成立的汉族文化促进会,开始筹资第五次重修千佛洞,并于1993年农历六月六日(公历七月二十四日)举行了“文革”后第一次民族民俗文化庙会,为千佛洞主体部分工程开光大典,其余工程的复建至今仍在继续,截至1995年底,已将洞窟复原,同时复建了大佛殿、南北厢房等附属设施,总计民间集资40多万元,国家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一次性投资10万元。

西千佛古洞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据《三州辑略》《新疆建置志》等介绍,当时济木萨城内有一菜农患眼疾,多方求治无效,一日人山打柴,眼疾剧痛难忍,正欲上吊求死时,忽听山间有人说:“山下泉水可治眼疾”。菜农四望不见人影,下山一试立即止痛,再洗则疾眼复明,菜农心中大喜,复寻来路回家时,发现了山坡侧旁的洞窟,菜农下山唤来左邻右舍,挖开洞门,点燃火炬进洞一看,一尊身长一丈六尺的卧佛,金黄色的面孔,赤着脚,衣服的颜色崭新光洁,仪态安祥地侧身躺在高台之上,周围尚有许多铜质佛像,大有一尺多,小有三五寸。菜农望佛拜谢,感佛显灵拯救,并决心出家为僧,主持佛寺兴建,据当时记载:洞中佛像九尊还被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要去,放在家中长期供奉。

此外,《新疆游记》《孚远乡土志》等文献志书中均有关于千佛古洞的记载。现代介绍千佛古洞的主要文献是吉木萨尔县政协文史研究室《北庭文史》第一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大型图册《丝绸之路黄金道》。

十八、喀什脱库孜吾吉拉千佛洞(三仙洞)

位于喀什市北18公里。东经75°58'~75°59',北纬39°35'~39°36'。时代:公元3~10世纪。1961年12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见彩页19页图88、89)。

三仙洞地处恰克玛克河南岸断崖上,下距河床三、四十米。崖壁陡立如削,石质坚硬,宜于开窟。清代《回疆通志》卷七记载: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像。又据清代《新疆访古录》载《槐西杂志》云: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莫过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薰,遂模糊都尽。惜出师时,无画手橐笔摹一纸也。20世纪初,先后有俄、英、法、德、日等国探险家调查过此洞。现墙壁上尚存其题名;清代嘉庆时的驻防部队也曾题名其中。

三仙洞共有三座洞窟,呈东西排列,总长10.65米。石窟均为前后室结构。前室宽2.8米、高2.5米。纵券顶。门前有门槽遗迹,宽2米、高2.5米、厚0.7米。前室后壁正中有门通后室,后室较小。为横券顶,东西两窟后室南壁处各有一石台,高0.3米;中间窟后室南壁正中凿释迦牟尼石胎坐像一尊。残高1.2米。两膝间距1米,束腰须弥座,高0.9米、宽1.4米、厚0.47米。东西窟前室两边壁上各有一浅龛,宽1米、高2.2米、进深0.1米。

洞窟口沿下石壁间,残存等距离排列的一排柱槽,整个洞窟壁下亦有一排倾斜排列的柱槽,可能是攀登工具的遗痕。后来,不知何时人在中窟两侧壁上各开一门洞,使三窟连为一体。

三窟尚存部分壁画。东窟前室券顶正中有一淡蓝色方框,框内绘群星、圆月等天像图。框外围绕四个半圆圈,二者之间填绘乳白色光焰一周。半圆圈外围绘或坐、或立的佛像十四尊,大者高50厘米,小者高20厘米。佛像身着赭、蓝、绿三色袈裟,身后有由深红、绿、黄、白和土红色构成的身光、项光。佛像间还间饰少量菩提树纹和忍冬纹。后室东西两侧壁、门楣及门两侧壁上均绘一佛二菩萨像。中窟壁画已被白垩土掩盖,仅后室石像后壁上重绘有一层光焰顶、项光和身光等图案。

壁画着色以淡色调为主,多采用烘染和平涂方法绘图。少数线条细如盘丝,刚劲有力。壁画风格原始粗犷,且构图简单,少变化。具有早期佛教绘画风格。
十九、叶城旗盘乡佛教石窟

位于叶城县旗盘乡八大队三小队。东经76°47',北纬37°33'。时代:南北朝。1999年10月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石窟于本世纪初就已被发现,黄文弼先生在二十年代在此调查并发掘了其中的一个窟。199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洞窟保存现状很差。由于台地不断坍塌,致使洞窟逐年遭到破坏,现只残存7~8个窟,分布面积为东西100米,上下宽为5米左右。洞窟基本坐北朝南,形式大同小异,窟南均有门,呈长方形,窟平面呈长方形或正方形,窟顶为覆斗状。窟内壁敷有草拌泥,有的似涂有白灰,其中一个洞窟稍大且保存较完整。窟平面呈正方形,边长在4.20米左右,窟高约2.70米,窟顶为覆斗状,在洞窟壁上残存有少量草拌泥,在窟的地面留有宽约50~60厘米的呈“T”字的印痕,这种形式的窟在此遗址中仅发现一座。

二十、叶城刻太克佛教石窟遗址

又名布朗村南佛教遗址。位于叶城县乌下巴西乡布朗村南800米处、在吾鲁吾斯塘河西岸垂直断壁上。东经77°27'36",北纬37°16'32"。时代:南北朝时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不断有中外学者、探险家前往调查。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对此有资料报道。

遗址分布面积南北长约100米,上下宽约5米左右,主要有以下几种文化内含:
1.在距河床约十余米处的西岸断面上,在沙砾质地层中,凿有3个洞窟,由于断面笔直无法攀登,在下面只能看出窟门面为方圆形和长方形两种。

2.在遗址的西部用红和米黄两种颜色绘制出并列的五个塔,塔体造形基本相同,纵剖面呈阶梯状。

3.遗址的西南部、距佛塔仅0.50米左右。在河台地断面的沙砾层中有一幅残浮雕大殿图案。大殿有三个龛,龛内雕刻有三尊佛像。根据佛塔、佛大殿造型和三尊佛像的衣饰及背光,项光等特点,初步断定其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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